全球化视域下我国自然生态风险的困境及出路(2)

　　中国的快速工业化严重依赖资源的大量消耗，国内资源短缺，重要资源依赖进口。据数据统计，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能源消耗巨大，我国消费的化石燃料所排放的CO2已经超越美国位居全球第一位（IPCC，2007）。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60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城市缺水，110个城市严重缺水。截至2012年，北京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200m3，仅为全国人均的1/10，世界人均的1/40，属重度缺水地区。⑦我国耕地人均占有量仅为933.3㎡，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全国666个县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确定的0.8亩的警戒线。⑧铁矿石、有色金属、木材等资源严重依赖进口。此外，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以及生产率的提高也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重要资源，但近些年我国资本来源即储蓄率下降、资本回报率下降、资本外流严重、劳动力过剩等现象的出现，对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来了巨大风险。

　　3.生态环境风险加剧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生态环境风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生态系统运转不良，引发系统性风险。例如，森林资源和湿地面积减少，增加了灾害性气候风险；水污染和水体系统破坏，增加了依赖水体生存的生物减少和灭绝风险；农作物生长环境破坏，增加了农产品质量、产量降低的风险；有毒有害固体、气体废物排放，增加了人与其他生物的安全风险等。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引发生态系统功能减弱，产生功能性风险。近些年，黄河、长江等发生洪涝灾害的次数不断增加；北方地区旱灾不断，沙尘暴、雾霾肆虐；南方地区高温、多雨等现象加大了社会良性运行的风险。资源无节制的开发，最终会导致资源枯竭、环境恶化。最新统计表明，我国森林覆盖率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2/3，人均森林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森林积蓄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7。同时，全国的国土总面积中，沙化土地面积占了近1/5，水土流失面积占了1/3。⑨90%的可利用天然草原出现严重退化。生态环境风险将对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社会稳定产生巨大压力。

　　4.核能风险显现

　　受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的影响，人们开始普遍关注核能的开发和利用。中国核电从1970年开始发展，到2005年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尽管目前全球427座在运核反应堆中中国只有14座，但截至2013年7月1日，中国在建的核电站数量占全世界在建机组总数的44%，为28台。⑩这就意味着，我国正在为核电事业发展积极做储备，未来我国将进入核电快速发展时期。但就目前而言，我国核电站布局、核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核电站的安全监管、铀燃料的可持续供给、核电领域的人才培养、核电安全知识的普及和辐射防护教育培训等还没有建立了一套严格、科学、合理的体系和机制。例如，核材料管制、核燃料循环设施、放射性废物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目前还没有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安全法规体系，仅仅是参考国际通用的标准来设置。核燃料的采掘、提纯生产、运输、发电、燃料的保存和后处理等过程也存在安全隐患。因此，我国核工业规模、核技术水平和能力、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等在发展的同时也潜存着一定的风险。

　　三、我国自然生态风险产生的根源

　　当下我国自然生态风险的诸多困境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究其根源，主要有以下三点。

　　1.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伴生高自然生态风险

　　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揭示，任何一个社会发展到现代化的一定阶段后，必然伴生自然生态风险的增加，进入风险社会。高自然生态风险是风险社会的重要特征。自然生态风险是现代性的重要表征，是现代化的产物。我国在30多年的快速现代化进程中，经济高速发展。“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它所起的相反的作用，即对森林的养护和生产所起的作用则微乎其微。”B1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资本的追逐和作用于自然生态的副作用是相伴相生的，资本作为具有无限度地追求最大剩余价值内在冲动的经济发展要素之一，对自然生态的统制力极强，破坏性极大，是自然生态风险加剧的主要根源。

　　2.自然生态消耗及补偿制度的缺失

　　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历程表明了工业社会本身深刻的制度性危机，即工业进程中由于制度设计的不合理产生了种种“潜在的副作用”，但它又无法用工业社会已有的制度框架来解决这些“潜在的副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生产率越来越高，商品生产越来越多，自然资源及能源消耗就越多，与之相伴的是碳排放量越来越多、环境恶化越来越严重。目前我国仍缺失珍惜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法律制度保障，如果仅仅把自然生态系统看成是无生命、无意识、可以无偿获取和滥用的资源，那么，必然会忽视自然生态补偿及生态平衡，从而引发自然生态风险。

　　3.科技的“飞去来器效应”

　　西方工业社会认为科技是现代文明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自然生态风险加剧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科技可以将自然生态呈现的自然力为人类所用，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发挥其“飞去来器效应”，即人们在通过科技创新渔利的同时，最终也会获得风险的回馈。科技既可以使自然力转化为绿色环保、高效能的劳动力替代品，创造污染少且能满足人类需求的丰富的使用价值或社会财富，又可以加速资本雇佣劳动力创造过度剩余价值，造成自然生态资源的恶性损耗、生态系统和环境的恶化。而科技带来自然生态风险的加剧是任何一个社会工业文明发展所无法避免的。

　　四、我国应对自然生态风险的出路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正处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上述问题在西方工业化进程中同样存在过。如果我们深入展开对自然生态风险问题的研究，将西方社会积极应对自然生态风险的有益经验和敏锐的风险意识应用到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与规避自然生态风险的实践中，对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无疑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有助于我们在风险社会理论的视阈内将国际经验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走出真正适合我国社会应对自然生态风险之路。

　　1.调整能源发展战略

　　能源发展战略是国家能源安全的保障。调整中国现有能源发展战略，需要将能源发展从“供应导向型”向“需求导向型”转变。B12具体要做好下面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改革政府管理职能，强化需求管理。既要保证大型能源项目审批进一步科学化、合理化，又要确保能源统计与需求预测工作规范化、实用化。二是调整能源消费结构。一方面，通过技术研发，提高能源利用优质化与高效化，开源节流；另一方面，调整国内资源配置，重点放在新能源的研发上，通过科技创新加强核能、水能、氢能源、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新型清洁能源的开发，改变过度依赖煤炭资源的消费结构。三是积极开发利用国际能源市场及新兴经济体的作用，扩大石油进口，完善中国能源储备体系。在国际原油贸易资源充裕、国际原油价格比较稳定、中国进口原油经济合算的前提下，在国际能源市场寻找解决国内能源供不应求的出路，建立储备应急的国际合作机制。

　　2.完善国家资源管理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