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本位意识的历史成因

时间:2014-03-14 14:17 来源:发表吧作者:陈宝良点击: 次

　　摘要：官本位，既是一种以官位高低作为评判人的价值尺度或以追求官位作为人生最高目标的心理意识，又是一种政治文化，包含了官场生态的种种弊端，亦可称之为“官场病”。从分封到士大夫社会的变迁，尤其是小农社会与士大夫社会的合流，是中国官本位意识形成的社会原因；从世爵制历经乡举里选制、九品中正制直至科举制的变迁，官本位意识得以最终确立；而儒家真精神趋于异化乃至沦丧，则更是官本位意识的文化成因。

　　关键词：官场生态；官本位意识；历史成因

　　中图分类号：K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2-0005-05

　　若以科学概念为探究的视阈，“官本位”仅可归于通俗说法之列，却大抵涵盖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特质。所谓官本位，既是一种以官位高低作为评判人的价值尺度或以追求官位作为人生最高目标的心理意识，又是一种政治文化，包含了官场生态的种种弊端，亦可称之为“官场病”。①

　　传统中国官本位意识具有主体、客体两个层面的含义：就主体而言，官位的占有者置设官任职是为了“致君泽民”的本义于不顾，为追求富贵而迷恋于官位。就客体而言，又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方面，君相将官位职衔视为市私恩之具，不论人之贤与不贤，官之是否称职，希望藉此获取受职者的感恩戴德；另一方面，朝廷赋予官员的权力、荣耀以及由此而来的财富，导致普通民众无不对官位具有一种崇拜意识，且将此视为一生追求的终极目标。

　　中国的官本位意识发轫于春秋之末“士”阶层的崛起；秦大一统之后，正式成型；隋唐以降，由于科举制的盛行，“科举病”与“官场病”交互影响，使官本位意识更趋烂熟。自辛亥革命后，随着帝制王朝的解体，官本位政治文化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社会与制度基础，然其意识则潜存于人们的内心深处，延续至今而不息。

　　一、社会成因：从分封到士大夫社会的变迁

　　从分封到士大夫社会的变迁，显然是中国官本位意识形成的社会原因。在这社会变迁中，士人阶层的崛起乃至士人意识的转向，无不贯穿于官本位意识形成的历史进程中。至于其间的变迁历程，则包含以下两大转向：一是从分封向郡县的转变；二是从门第社会向士大夫社会的转变。

　　揆诸中国社会的历史演进，从分封变为郡县，显然是社会的一大转向。这一转变，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于秦汉以后。尽管自秦以后的历代知识人，对分封与郡县之制的优劣时有争论，但如此重大的变革，实为历史的必然。从分封向郡县的演变，给传统中国政治带来了巨大的变动。随之而来者，则是世道的转变，即从“道德世界”、“仁义世界”、“礼义世界”，转而变为“威力世界”、“智巧世界”、“势力世界”。②

　　自秦朝大一统社会形成以后，以一家一户为基本单位的分散的小农经济，随之成为郡县制的经济基础。传统中国是一个小农社会。生活在此社会中的百姓，无不安土重迁，只考虑百里之内的桑梓之邦，不知道千里之外的世界。在这狭小的世界里，人们仅仅满足于“麻麦遍地，猪羊满圈”的生活。如此封闭的乡土生活世界，导致百姓对官员存有一种天生的崇畏心理，进而产生“生我父母，养我明府”的想法，将地方官员视为可以“生我养我”的“父母官”。③

　　基于小农经济结构之上的社会，其实就是社会学概念中的“乡土社会”。④在乡土社会中，地方长老无论从礼仪上还是制度上，无不享有绝对的权威。自唐宋科举制兴盛之后，乡土社会中的长老，不再单纯由地方上德高望重且又高年的里老担任，而是由致仕退归林下的官员即所谓的“乡先生”出任。就此而论，所谓的长老权力，其实就是退休官员权力。进而言之，对长老的尊敬乃至崇拜，其实就是对官员的敬畏乃至崇拜。

　　生活在小农社会或乡土社会里的民众百姓，自然会产生两种崇拜心理：一是由对官员的敬畏而产生的权力崇拜；二是出于对大自然等不可知力量恐惧心理而产生的神灵崇拜。由于传统政治生态固有的制度缺陷，百姓无不将公平、公正一类的希望寄托于清官、循吏之上，从“包青天”到“海青天”的历史演进，足证在百姓内心深处无不存有一种青天期盼。这些享有“青天”声誉的官员，在宦游之地，得以名列“名宦祠”；退归林下之后，又可进入家乡的“乡贤祠”，受到民间百姓的奉祀。在民间百姓的眼里，有些官员生为名宦、清官，死后更是成为神灵而得到百姓的俎豆。此即所谓的“生为上柱国，死作阎罗王”⑤。官员死后成为冥官、阎罗、城隍、总管之类的传说，尽管属于神话式的历史记忆，但确乎已经道出了古代中国官员崇拜与神灵崇拜趋于合流的历史倾向。

　　自隋唐以后，中国进而经历了从“门第社会”向“科举社会”、“士大夫社会”的转变，⑥并最终确立了官本位意识牢固的社会基础。所谓士大夫社会，又称“绅士”社会，其产生的制度根本则为科举选官，而士大夫则成为这一社会的阶级基础。在士大夫社会里，尚未入仕的知识人称为“士”，并已成为“四民之首”，尽管尚属齐民，然因冠服与百姓有异，同样可以受到公卿、里巷父老的尊重。那些已有秀才科名的士子，他们的容止、言语更是成为闾阎父老、阛阓小民的榜样。至于已经出仕的官员，则更是成为“万夫之望”。在士大夫社会里，社会等级秩序相当明显。在古代中国，思想或意见的传播途径大致为：几个大官说了，小官加以传达；小官说了，绅衿加以传达；绅衿说了，再由百姓加以传达。可见，作为“蚩蚩者民”的普通百姓根本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与看法，而是以士大夫为耳目，官本位意识得以最终确立。

　　综上所述，中国官本位意识的产生及其发展，完全植根于小农社会与士大夫社会的合流之上。传统士大夫家庭将“耕”、“读”二字，视为传家的宝训，⑦足以证明两者已完全趋于合流。在传统重农抑商思想的支配下，农业耕作不但是稳定家庭结构的经济基础，更是发家致富的正道；而读书则是为了科举仕进，获取官位，不但可以进一步拓殖家庭财富，更可借助世代簪缨而使家族荣誉得以延续不替。

　　二、制度成因：从世爵到科举制的变迁

　　战国时期，诸国分立，最后却走上了大一统帝国的道路。秦汉帝国建立之后，尽管普遍实行了郡县制，但还是保存了古代贡纳制的残遗。官本位意识的形成，同样需要从选官制度变迁的角度加以考察。就此而论，从世爵制历经乡举里选制、九品中正制直至科举制的变迁，官本位意识才得以最终确立。

　　在古代，治国人才的选拔所凭借的是“德”与“功”，藉此获得爵禄，却是有世禄，而无世官。自周代衰微之后，公卿大夫逐渐成为世官。一至春秋，其制度的建构尽管限于有世功而获得世代的爵禄，然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不免出现功薄之人也可以滥得爵禄。可见，在春秋以前的分封采邑制度下，世卿世禄的最大特点就是官位的世袭，显然已经将普通百姓追求官位的念头直接扼杀。春秋末年，随着士人阶层的崛起，出身于平民的士人得以在政治舞台上施展各自的抱负与才能。当时各诸侯国纷纷擢用非贵族出身之人，由他们领兵征伐或管理国家政务，随之在分封世袭贵族之外，一个非贵族出身的领薪官吏阶层随之形成。

　　自秦大一统之后，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自中央乃至郡县，官员无不实行选任，古代中国的官僚体制得以最终确立。进入两汉，推行乡举里选之制。举贤良文学对策，所取在于德贤、言良、才优，德行道义并重。举孝廉，则以德行为先，不察谋论。

　　秦汉以后，是古代中国官本位意识的定型时期。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有以下两大转变：一是从朝廷为天下求贤才转变为君相为士人择官。其结果则是，君相选用官员，不论人之贤与不贤与是否称职，而任职者无不视官职为富贵之物。二从世卿世禄向官僚制的转变。官僚制的确立乃至发达，不但使平民入仕为官成为一种可能，更使普通民众由此产生做官致富的念头。

　　隋唐尤其是宋代以后，由于科举制的盛行，更是形成了一个“平铺的社会”。这种官不世袭、政权公开的社会，尽管带来了社会流动性的加剧，但确实也使中国政治文化表现出一种“臃肿的毛病”。⑧换言之，隋唐以降的制度变迁，构成官僚主体力量的士人群体，不得不面临“若不入仕，则无以为士”的困境。与此同时，在制度与社会变迁双重压力下，为了竞争有限的资源，士人群体发生行为分化的现象，“士不成士”的危机隐然浮现。毫无疑问，这是古代中国用人制度的巨大变化，而这种变化则更使官本位意识趋于成熟。

　　鉴于上述，大体可以认为隋唐以后科举制盛行下的社会，是中国官本位意识的烂熟时期。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读书志向的迷茫。在科举制下，读书不再是为了个人道德的完善和关心国家的安危，而是将《诗》《书》视为富贵之籍，将学校视为利禄之场。无论是宋代《劝学文》中所言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之说，《增广贤文》中所言“要振家声在读书”，还是民间普遍流行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之说，无不证明踏入科场的士人，所追求的绝不仅仅关乎一己的荣耀，更是担负着门楣光耀的重任。二是士人行为的堕落。在科举制的影响下，一方面，士族远离本籍，群居两京，导致“士不饰行”，士人为追求任官机会，渐趋浮竞；另一方面，是士人脱离乡里社会，作为选举制度核心的“乡里”成分消失，意味着士人失去道德的社会实践场所，士人入仕资格与其社会实践失去联系，故无须“饰行”。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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