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传播环境下新闻评论的风险及突围(4)

　　社交媒体环境下，尽管越来越多的公民介入到新闻生产过程之中，但作为职业人士和专业要求的角色，记者所拥有的准确、真实、客观解释社会现实的使命和权力，都使得记者或者媒介机构被赋予了“文化权威”。这种权威的塑造，乃是基于专业主义的守则，去追索、还原新闻事件的真相。因此，在面对“泉州新生儿被烤焦”的“新闻”时，媒体固然要做出及时、准确的反应，但这种应该是建立在专业立场的审慎追问，而不是依据单一其信源直接发言。而实际上，不少媒体更为常见的处置手法是依据网络爆料，将事件纳入到医患关系的框架，先入为主地表明媒体观点。确实，婴儿活活被“烤死”，容易激起感性义愤，但从专业立场出发，媒体应当提出的追问是：从机理上，什么样的孩子需要用保温箱？技术上，保温箱是否有“烤死”孩子的可能性？这从中就牵扯到一个中性温度的概念。继续追问下去，医院方面既然声称没有把孩子“生生烤死”，而婴儿尸体为何又呈现“烧伤”迹象，这里又引申出“葡萄球菌性烫伤样皮肤综合征”的病例，这种病例患者表现为“悲伤面容、口周结痂、放射状裂纹和轻度面部水肿”，其诸多皮损表现非常近似烧烫伤。泉州当事婴儿是否即是该病例所致？有否切实证据？等等。上述这些大胆的“假设”，都是需要记者小心予以求证的，以期呈现出经由详尽调查而得出的事件本相，只有在这些问号一一拉直的情形下，所谓“医院不尽监护责任”、甚至可以放大“医患关系”的舆论指责才有可能落到实处，而事实上，当媒体在专业立场上讲述了新闻故事，其观点与结论，不是同时也已经给出了么？

真相开始，因为观点在于真相的挖掘。复旦大学投毒案，第一时间出来的时候要不要评？当时觉得信息量太少，不能造成—个舆论审判，可是不写，又是失语，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其实我们那天的评论更多的是内容是呈现事实，很少点评，我们现在感觉到这种关注就是态度，当你关注了这个事情，你本身已经在表达你的态度。老百姓都不是傻瓜，在你事实提供得越多的时候，他自己会作出—个判断。面对信息真假难辨的情况，媒体要发好声，不被事情忽悠。我们说真相可能更为重要，在越接近真相的时候，我们的立场和观点也就呼之欲出了。

　　回归专业主义的“事实”立场：一则个案

　　笔者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恰逢湖南临武城管涉嫌致死瓜农的新闻沸沸扬扬，又恰巧读到一家媒体的长微博评论《我们的社会病了，而我们无能为力》。评论中专门提及其中的城管当事人廖某某，据说他的胸牌被瓜农在临死前抓落，因此其职务、姓名才能为大家所熟知。评论猜想了廖的身份背景，“其三代之上必然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们“仍在生活的底层中艰辛地生存着”，但即便是这样苦难出身的廖，“为什么能对一个农民残暴地下手？那一刻，是什么主导了他的思想”？评论之所以言之凿凿，这其中当然体现了对于公平正义的诉求，以及社会情绪对于公权力的警惕，但评论被情绪、偏见牵着走，而缺少证实或者证伪的过程，可能契合了受众与市场，但实质却容易偏离媒体的专业立场。

　　媒体启动求证的专业追问，需要处理“快”与“慢”之间的关系。海量信息的快速传播，是媒体人所面对的网络情境，要对纷繁的时代发问，发出自己的声音和观点，但与其抢先一步，倒不如滞后半拍，先辨真伪，再论是非，多一些信息沉淀和交叉质证。但“快”与“慢”的辩证只是技术性的策略与步骤而已，我在这里更想说的是，面对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媒体需要追问的究竟是什么？在突发的公共事件面前，读者需要的究竟是什么？这显然是在理念而非技术层面需要解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