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丽的忧伤：《呼兰河传》

　　摘要：萧红的《呼兰河传》里有华丽的忧伤。所谓华丽，是指萧红用优美而诗化的语言描摹出一幅旖旎的呼兰河风景图；所谓忧伤，则是萧红笔下那呼兰河流域冷酷的人情以及由此冷酷人情所酿成的一幕幕痛彻心扉的悲剧。
　　关键词：呼兰河传诗化悲剧意蕴讽刺
　　《呼兰河传》是萧红在贫病交加中完成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它是萧红艺术才华最光彩夺目的一次释放，一次璨若烟花的绝响。我们在为萧红的创作感到欣慰的同时也惋惜其才情之未尽。但仅凭《呼兰河传》这一部小说也就奠定了萧红卓越文学家的地位。
　　尽管在出版时茅盾为《呼兰河传》写了一篇有分量的长序，对其大加褒扬，但面对抗日救国的时代背景，在民族主义情绪普遍高涨的情况下，《呼兰河传》并不能被大多数人接受。石怀池在《怀萧红》中的一段话或许更能代表当时大众的心态：“她已经与现实脱了节，这个惊天动地的民族解放事业对她已经是陌生的了，她的现实创作源泉已经枯竭，甚至连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心灵的搏动也无法琢磨。她堕落在灰白的空虚的生活泥淖里。”当然，今天我们也不必过分指责这些对萧红作品带着有色眼镜的批评，毕竟那是一个需要文艺作品提高民族抗战情绪的年代。萧红始终坚持的是纯文学立场，她相信任何一种文体都没有绝对统一的古板的样式，譬如她这样看待小说：“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学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1]茅盾在《呼兰河传》的序中概括萧红的文体：“没有贯串全书的线索，故事和人物也都是零零碎碎，都是片段的，不是整个的有机体，也许又有人觉得《呼兰河传》好像是自传，却又不完全是自传。”[2]茅盾指出的正是我们平常说的萧红小说的诗化散文化的倾向。萧红独具匠心，把凝练优美的文字作为笔触重点，达到一种“不以诗名，别具诗心”的效果，甚至形成了一种“萧红风”。如今，不管在读者群还是研究者的心中，《呼兰河传》都大受欢迎，渐渐形成一种热潮。应该感谢萧红，在战声喧嚣的时代，她还能坚持文学自觉，坚守文学立场，为我们留下了至今百读不厌的经典作品。
　　笔者认为《呼兰河传》中蕴藏着华丽的忧伤，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优美的文笔，诗化的语言
　　进入《呼兰河传》，首先打动读者的就是萧红的语言。萧红有着极高的语言天分，她所接受的教育并不长，所接受的教育程度并不高。所接受的最高教育来自哈尔滨东省特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亦是断续不定。萧红小时候的启蒙来自祖父教的《千家诗》，当然算不上正规，稍长，又酷爱画画，文学兴趣并不浓，而当她接触新文学并发生兴趣时，自己的学业也已接近尾声。所以，萧红并未有许多作家国学深厚、西学广博之背景，但她凭自己的天分和努力写出的文字竟毫无逊色，甚至令许多作家也望尘莫及。萧红的语言凝练、自然、诚挚、细腻，并且女性化；用词十分节制，但不雕琢做作；语句诚挚感人，并无华而不实。语言女性化是萧红的优点，鲁迅刚看过《跋涉》就表示她的语言非常女性化，但同时指正这正是萧红的可贵之处。如萧红在描写扎彩铺时有一段话：“看起来真是万分的好看，大院子也有院墙，墙头上是金色的琉璃瓦。一进了院，正房五间，厢房三间，一律是青红砖瓦房，窗明几净，空气特别新鲜。花盆一盆一盆地摆在花架子上，石柱子、全百合、马蛇菜、九月菊都一齐地开了。”
　　语言女性化并非说萧红的语言柔弱无力，毫无深度，恰恰相反，无论叙述、写景、对话，她不仅能做到清晰准确，杜绝纠结，更可贵的是，她能把高度诗化的语言用于讽刺，强化悲剧，在优美中呈现忧伤，在悲凉中又透露一丝华丽。如众人期待冯歪嘴子的儿子死时，萧红这样写道：“他的小儿子，一天一天的喂着，越喂眼睛越大，胳臂，腿，越来越瘦。在别人的眼里，这孩子非死不可。这孩子一直不死，大家都觉得惊奇。到后来大家简直莫名其妙了。对于冯歪嘴子的这孩子的不死，别人都起了恐惧的心理，觉得，这是可能的吗？这是世界上应该有的吗？”又如小团圆媳妇被脱下衣服烫得毫无知觉时，萧红对婆婆的描述：“大家正在谈说之间，她的婆婆过来，赶快拉了一张破棉袄给她盖上了，说：/‘赤身裸体羞不羞！’小团圆媳妇怕羞不肯脱下衣裳来，她婆婆喊着号令给她撕下来了。现在她什么也不知道了，她没有感觉了，婆婆反而替她想了。”寥寥几句话，婆婆的虚伪残酷在她的动作语言中表现得微妙微肖，栩栩如生。萧红凭高超的语言技巧和能力把《呼兰河传》写成一首长诗，到处洋溢着诗情画意。这一点不仅使她与同时代的男作家拉开了距离，也与同时代的女作家迥异。仅此一点，萧红便一枝独秀，无人堪及。
　　二、迷人的景色，冷酷的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