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趼人历史小说思想探析

    摘 要 吴趼人是晚晴时期一位多产的作家，人称“小说巨子”。他是中国近代历史小说创作的先行者，在“小说界革命”中，创造性地将历史小说的真实性与趣味性相结合，尤为注重历史小说的道德教化功能。他在历史小说方面的探索对当今通俗史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提示作用。
　　关键词 吴趼人 历史小说思想 通俗史学
　　　0前言
　　吴趼人（1866-1910），广东南海人。原名吴沃尧，字小允，又字茧人，后改为趼人，因居佛山镇，故自称“我佛山人”。他是晚晴时期一位多产的作家，在小说、笔记、小品、寓言、诗歌、戏曲等方面留下了大量的文字，“其创作总字数，约二三百万字”。但他最大的成就还是在小说方面，创作的小说多达30余种，人称“小说巨子”。其代表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与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深刻地反映了晚晴社会，被称为“晚晴四大谴责小说”。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吴趼人是中国近代历史小说创作的先行者。他在中国近代千古未有之大变局中，顺应“小说救国”的社会思潮，投身到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中，创办《月月小说》杂志，撰写《痛史》、《两晋演义》和《云南野乘》等历史小说，推动了近代历史小说创作的进步，对当今通俗史学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提示作用。
　　1肯定历史小说的独特价值
　　中国是个史学发达的国度，传世的史书可谓汗牛充栋，但容易普及于大众的却不多。吴趼人认为古代史册繁重，存在以下六点弊端：
　　绪端复杂，难于记忆，一也。文字深邃，不有笺注，苟非通才，遽难句读，二也。卷帙浩繁，望而生畏，三也。精神有限，岁月几何，穷年龁龁，卒业无期，四也。童蒙受学，仅授大略，采其粗范，遗其趣味，使自幼视之，已同嚼蜡，五也。人至通才，年已逾冠，虽欲补习，苦无时晷，六也。有此六端，吾将见此册籍之徒存而已也。
　　吴趼人指出这六点弊端严重影响了中国古代史册的可读性，使得中国古代史册“徒存而已”，不能“饷后学”。那么，该如何增强史书的可读性呢？
　　吴趼人欣喜地发现了历史小说的独特价值，他指出“盖小说家言，兴味浓厚，易于引人入胜也。是故等是魏、蜀、吴故事，而陈寿《三国志》读之者寡，至如《三国演义》，则自士夫迄于舆台，盖靡不手一篇者矣。”历史小说趣味性较强，在普及历史方面，比正史有优势，这种独特价值让吴趼人看到了希望，于是，他“发大誓愿，编纂历史小说，使今日读小说者，明日读正史，如见故人，昨日读正史而不得入者，今日读小说而如身亲其境。”至于是“小说附正史以弛乎”还是“正史籍小说为先导乎”，他只好“请俟后人定论之”。他绕开小说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只想着实实在在地创作些符合历史真实且具有趣味性的历史小说来，充分发挥历史小说所具有的不同于正史的独特价值。
　　2批评历史小说创作存在的问题
　　“力求叙述历史的真实性，避免蹈虚附会，这是通俗史学和演义小说的根本区别点”。吴趼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看清了中国古代演义小说的弊病，而极力追求叙述历史的真实性，使得他的历史小说更接近通俗史学的范畴。他在《两晋演义·自序》中说：“吾尝默记之，自《春秋列国》，以迄《英烈传》、《铁冠图》，除《列国》外，其附会者当居百分之九九。甚至借一古人之姓名，以为一书之主脑，除此主脑姓名之外，无一非附会者，如《征东传》之写薛仁贵，《万花楼》之写狄青是也。至于《封神榜》之以神怪之谈，而借历史为依附者，是无论矣。夫小说虽小道，究亦同为文字，同供流传者，其内容乃如是，纵不俱重诬古人，岂亦不畏贻误来者耶？等而上之者，如《东西汉》、《东西晋》等书，似较以上云云者略善矣；顾又失于简略，殊乏意味，而复不能免蹈虚附会之谈。夫蹈虚附会诚小说不能免者，然既蹈虚附会矣，而仍不免失于简略无味。人亦何贵有此小说也？人亦何乐读此小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