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英雄话语的解构(2)

　　义”的价值观念的终极否定。安德森说：“尽管宗教信仰逐渐退潮，人的受苦——有一部分乃因信仰而生——却并未随之消失……因而，这个时代所急需的是，通过世俗的形式，重新将宿命转化为连续，将偶然转化为意义。”而在这样一种需求中，“很少有东西会比民族这个概念更适合于完成这个使命”，包括“暗示不朽的可
　　能”。在中国当代历史的语境中，国家、革命和人民常常是个三位一体的概念，早在1944年毛泽东就将张思德同志的死定义为“比泰山还要重”，将个人的死亡通过其为国家、人民所做的贡献转化为一种不朽的可能。而在老红军的讲述中，在各种自然和人为障碍面前，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个人唯一能做的只是努力让自己活下来，除此之外不可能对国家和人民有什么伟大贡献。有时为了集体的利益，个人要被无辜牺牲，不管其是否有赴死的觉悟和准备……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新中国成立以来好不容易才得以建构起来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神话，就这样被两个人的对话戳破。不管只采信一个人的说辞是否片面，不管这个人的记忆是否准确，经历了“思想解放”的人们会突然发现，曾经的信仰是如此的畸形，现代民族国家的神话不过是一场美梦。与鲁迅在绝望中仍保持启蒙者的英勇姿态不同，与丁玲们在绝望中转向分析自身病症并急切地寻找一种根治方案不同，新时期信仰被打破，人们从迷雾中被唤醒，剩下的却只有无所适从的焦虑和空虚寂寞的深重幻灭。
　　二、“伟大正统叙事”的瓦解
　　新时期，朱苏进是最早试图摆脱“英雄话语”时代伟大正统叙事的作家之一，在其早期创作中充满了对
　　诸如职业军人、军人意识之类问题的固执思考，虽然已经与经典“英雄话语”中充满着理想与激情的革命乌托邦有了较大的区别，但他事实上却在着手建立另一种形式的乌托邦，即“理想军人”的乌托邦，对军人气质、勇敢斗志、使命意识、牺牲精神一类“纯粹”价值的孤立强调成了支持这一新的乌托邦的唯一理由。再就是被称为“军营新写实”的另一类作品：基层军官和士兵的乡土背景与出身借着“人的真实”“生活真实”以及把“英雄还原为人”之类的理由而被展示出来，利益、欲望、生存困境与农村社会的底层心态暴露无遗。这两类作品或因奇思巧智、或因逼真写实而赢得了不少读者，其实质却是没有什么价值判断的话语碎片。还有两部作品，对“英雄话语”时期的伟大正统叙事的解构意识似乎更明确一些。一部是乔良的《灵旗》，对“英雄话语”中的胜利神话做了修改，首次言说了革命失败的残酷、悲凉与血腥代价；另一部是朱秀海的《穿越死亡》，对“英雄话语”中罕见的死亡恐惧做了片面研究——除了对战场恐惧心理的外在描述外，并没有触及生与死的深刻主题。而莫言写于1987年的短篇小说《革命浪漫主义》可以说是解构“英雄话语”的一部经典之作：在雾气缭绕的温泉疗养室内，一位坦言人生故事的老红军与一位乳臭未干的年轻伤兵的对话，揭开了笼罩在革命神话中的浪漫主义雾霭，诙谐、超然而又不失真挚。
　　莫言试图以一种轻松诙谐的笔调对严肃认真的“伟大正统叙事”进行消解。不能不说莫言文中这种轻松诙谐的调子与他的叙述视角有关。莫言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视角，讲述中越战争中生存与死亡的残酷与血腥，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隔着记忆的误差，在年轻伤兵“我”的追述中记忆被时间诗化，战场的血腥与暴力化为由细腻笔触描摹出的带有魔幻色彩的诗意场景，队长被炸飞成了他人生中最绚烂的一次空中舞蹈，而“我”和战友们的一举一动也仿佛只是在进行一场军事表演，即使战争留给“我”的是肉体上最真实的痛楚——屁股被炸没了，但作者想突出的还是战争带给人的那种浓重的不真实的虚无感。正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言：“时间是一个最好的过滤器，是一个回想和体验过的情感的最好的洗涤器。不仅如此，时间还是最美妙的艺术家，它不仅洗干净，并且还诗化了回忆。由于记忆的这种特性，甚至很悲惨的现实的以及很粗野的自然主义的体验，过些时间，就变得更美丽、更艺术了。”
　　以老红军的视角讲述的故事相对就要真实、残酷
　　得多。即使在渡过阿坝河的时候老红军逃过一劫，但由于吃尽干粮，在长征路上还是要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尽管老红军有恩于八连指导员而获得了粮食，但这只是
　　侥幸，可以想见有多少红军战士因吃完了粮食而饿死在长征路上。而老红军的班长因为不小心烧了老百姓的草棚就被枪毙了，“前后不到十分钟，我们班长就完蛋了，死前连一句口号都没喊，死后只能蹬崴腿，像条狗一样窝囊”。年轻伤兵与老红军的交替讲述，包含着“革命之后”对“革命”的一个群体性的理想回顾。正如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所提及的“革命的第二天”，“真正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那时，世俗世界将重新侵犯人的意识，人们将发现道德理想无法革除倔强的物质欲望和特权的遗传。人们将发现革命的社会本身日趋官僚化，或被不断革命的动乱搅得一塌糊涂”。革命之后的复杂混乱状态使得人们对革命时一切美好的单纯生活、革命纪律、崇高信仰愈加向往并津津乐道，这一方面给予人们面对现实困难的勇气和鼓励，另一方面又让人们在精神上陷入暂时的虚空与麻痹。迫于危难在革命时所做的一切煽动性的话语叙述策略和夸大的历史经验经历一代又一代愈来愈模糊的记忆传承与话语讲述，已经变成了一个神话在如今复苏。故事在不同的经验领域里的旅行，逐渐构成的是一种“新异”的想象领域，这一领域同时也是接受者的介入空间。接受者的介入，才是最终决定这一故事的传奇性质的根本因素，也就是说，正是一代又一代听故事的人将我们所听到的故事变成了传奇。
　　毫无疑问，中国革命如同其他所有的革命，总是会程度不等地伴随着血腥和暴力。没有谁会赞美“暴力”，问题只在于如何研究这样一种“暴力”。面对暴力，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态度。与其只停留在道德层面对暴力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