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高校的训育制度(2)

　　赫尔巴特说：“教育的唯一工作与全部工作可以总结在这一概念中——道德。道德普遍地被认为是人类的最高目的，因此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2]可见道德非常重要，要加强道德训育。1939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施行《训育纲要》，开宗明义指出：“中华民国教育所需之训育，应为依据建国之三民主义与理想之人生标准作育学生，使之具有高尚之志愿，坚定之信仰，与智、仁、勇诸美德，在家为良善之子弟，在社会为有守之分子，在国为忠勇守法之国民，在世界人类为维护正义促进大同之英雄。”[3]从中可以看出，《训育纲要》包含有完整的传统道德思想。蒋介石国民政府通过明确道德内涵、强化道德训育，把传统道德教育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从上述蒋介石的论述和《训育纲要》考量，国民政府训育的核心是四维、八德。1931年教育部通令各校悬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匾额，一律蓝地白字，以资启迪。这就是所谓的八德。1934年，蒋介石发起把中国传统典籍《管子》中的“礼义廉耻”渗入日常生活的新生活运动，规定礼义廉耻为共同校训。这就是所谓的四维。在四维、八德中，蒋介石更看重四维，他把四维、八德比喻为“无形的枪炮子弹”，认为它存在于每个人内心之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认为它是“挽救危亡，复兴民族最好的武器”，所以倡导“一切的教育都要以四维、八德来做基础”。[4]抗日战争开始后，蒋介石多次在演讲、训话中提到给青年学生灌输四维、八德的重要性，使青年学生能够明礼仪、知廉耻、尽忠孝、行仁义，做一个中华民国的现代国民。
　　四维、八德是中国沿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行为规范，也是维护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农业社会秩序的道德基石。蒋介石看到了四维、八德的优点，所以把训育作为维系中国传统道德的方式，力图把心理训练与道德训练结合起来，塑造青年学生民族固有的高尚精神与道德。但是，他却忽视了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社会文化的巨大变迁所带来的文化与传统道德之间的严重不适应。
　　三、强化专制统治的工具
　　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行政制度都不可能游离于政治制度之外，专制国家对教育管理的控制更加严厉。“党化教育”是孙中山采用苏俄“以党治国”模式在教育政策上的反映。在1927年之前，广东国民政府就曾积极推行“党化教育”，要求教育要革命化、民众化、科学化、社会化。
　　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三民主义教育”宗旨，并通令颁行，由此成为整个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施政纲领。1931年9月，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的《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规定，高等教育的“训育应以三民主义为中心，养成德、智、体、群、美兼备之人格”，其目标是“学生应切实理解三民主义的真谛，并且有实用科学的知能，俾克实现三民主义之使命。”[5]在此，明确规定高校学生的使命是掌握世界最新的科学技术、实现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在同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公布的三民主义教育方针是：“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并切实陶融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这里提出的“为国家社会服务”，其实就是要培养学生的绝对服从精神，养成服从的习惯和成为国民党的忠实信徒。
      为了保证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贯彻，加强对青年学生和高校的教育管理与控制，向青年学生灌输“三民主义”和“一个领袖”的思想，国民政府还出台并推行了一些控制高校教育的严厉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有：非国民党党员不得担任校长职务，中等以上学校开设党义课，建立训导制度、实行军训，随时调查学生的学习内容及社交活动，在学校内建立法西斯特务组织等。
　　国民政府的三民主义教育不仅有原则性的目标设定，而且还把目标分解为具体的实施步骤，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法令、条例、规范、程序，基本符合当时的社会需要。但是，三民主义教育的本质是蒋介石“一个党”、“一个主义”和“三民主义治国”的政治原则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直接反映。蒋介石虽然高举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帜，实际上却与孙中山主张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思想背道而驰。因此，与其说“党化教育”、“三民主义教育”是国民政府关于培养高等教育人才的教育宗旨，不如说是蒋介石强化个人专制统治的政治工具。
　　四、模仿法西斯军事教育的制度
　　国民党政府为了严格控制学校，灌输“党化教育”和“三民主义教育”思想，采取了学校管理军事化的措施，在小学和初中实行童子军训练，在高中以上学校实行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从形式和内容上来说，国民党政府对学生的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制度来自于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教育制度，受到了法西斯主义的极大影响。
　　1922年，墨索里尼上台执政后，通过控制法西斯大评议会，实现了个人独裁。墨索里尼是军队的总司令、绝对的领导者，被称为元首。法西斯主义教育制度是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领袖至上和古罗马好战精神至上为核心内容的，其主导思想是把法西斯主义渗透到学校，向学生灌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领袖”的思想。墨索里尼非常重视大学生的法西斯主义教育，认为大学是继承古罗马好战精神的主要阵地。
　　民国高校的军事训练开始于1927年。作为实施“党化教育”方针的一项具体内容，《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规定，各学校应增设军事训练。“1933年这一年，中国充满了对于法西斯主义和元首的崇拜”，“蒋介石认为要认真的学习法西斯并把它移植到中国，他派了四个合作者到意大利以便尽快了解法西斯主义的体系。”。[6]1936年12月，教育部、训练总监部制订《高中以上学校学生军训管理办法》规定：凡大学、高级中学及专门学校、大学预科及其他高等以上学校，除女生外均应以军事教育为必修科目。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2月，国民党政府强制推行《青年训练大纲》。其基本观念强调：信仰并服从领袖，中华民族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确立国家高于一切之信念等。这显然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教育制度如出一辙。
　　法西斯主义教育的性质是战争教育。蒋介石说：“要使学校绝对军事化，以教兵的方法，来纠正学生食衣住行之错误。以教兵的纪律，来强迫学生实施复兴民族的新生活运动。”[7]新生活运动和改良中国的社会习俗等活动无疑也是受到了法西斯主义的影响。由此看出，军事训练也是国民党政府实施高校训育的重要方法。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