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足爬行还是昂首挺胸：卢梭自然状态说新析(2)

　　自然状态对于卢梭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在卢梭看来，“对社会的基础作一番研究工作的哲学家，都认为必须追溯到自然状态”〔1〕。而在他的自然状态说中存在着两种意义上的自然状态——历史自然状态和法理自然状态。前者指人类的原初状态（比文明人优越的“野蛮人状态”），后者指纯粹的自然状态即合法权利缺失的状态〔7〕。历史自然状态是卢梭针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标准，它是卢梭所坚持的一贯原则——人天生善良，社会使其堕落的具体表现；法理自然状态则是卢梭政治思想建构的起点，或者说是其契约思想的前提，是卢梭理论中的自然状态。恰如普拉特纳将这两种自然状态视为“事实与应当”一般，卢梭正是在现世关怀基础上将历史自然状态视为批判“异化社会”的标准，而在构建理想政治秩序时将法理自然状态作为出发点。
　　卢梭在其第二篇文章《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中所阐释的自然状态存在两种含义，而这就时常给人以错觉，貌似“作者承诺提供的，是应当成为的人；给我们展示的，则是已经如此的人”〔7〕。学者们大多徘徊于法理自然状态与历史自然状态之间，即往往在“假设”与“事实”间二者择一。从伏尔泰对卢梭的评判可看出，他将卢梭的自然状态视为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因为主张历史进步的伏尔泰不可能赞成他眼中的乡巴佬——卢梭所倡导的“倒退”的观念。然而作为真正读懂卢梭的第一人——康德却将卢梭的自然状态视为一种理论假设，或者是演绎逻辑的前提，认为“在人类天性呈现的种种形式背后，则是卢梭第一次发现了被深深隐匿了的人类本质”〔2〕，即认为卢梭通过其独特的溯源自然而发现了人的“本真”，正是在此意义上，他称卢梭学说为人类思想史上的“崭新纪元”。
　　关于自然状态的学理性或假设性，卢梭坦言，自然状态或许是“现在已不复存在，而过去也许根本就没有过，将来也永远不会有的状态”，但他要求我们对此状态要有一个正确概念，撇去事实，探究原理，将他的自然状态观点视为“假设的和有条件的推论”〔1〕，于是实验就成为认知自然状态下人性的唯一途径。然而卢梭认识到这种实验不可进行，即倒退已无可能，恰如朱学勤所说：“卢梭之目的，是以逻辑方法尝试着把人类已然状态抽象净尽，打扫出一块空白的起点，以此建立批判的基地，审视人类已经走过的道路是否都属必然、应然，尝试更为理性更为理想的重建道路”〔12〕，即以此为批判出发点进行理想政治秩序的建构。但卢梭同时又强调其自然学说的现实性或历史性，要求世人仔细聆听“我讲述的，是我认为原原本本从书本中读到的你们的真实的故事”；接着声明，“我认为，从前曾经有过一个人们愿意永远停留的时代，你们将去寻找你们希望你们的同类都愿意永远停留的时代”〔1〕，进而产生“返古情怀”。他认为即使是作为猜测，在其无限接近于事物本性，而且是“发现真理的唯一途径”时，自然状态的真实性或者其作为历史性的存在也能得以证实。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本身就是探究自然不平等何以变为社会不平等的，而唯有以自然不平等作为事实，此书才有意义，因为在卢梭眼中，自然不平等与社会不平等正是“两件被看作是真实的事情”〔1〕。
施特劳斯将卢梭的这种貌似复杂的自然状态分为两种，即“作为人类原初状况的自然状态（并且因此就是一桩过去的事实），以及作为人之为人的法理地位的自然状态（并且因此就是一种抽象或假说）”〔13〕，然而他认为这两种意义上的自然状态并无关联，由此加深了卢梭给读者造成的一种误读：将自然状态的历史性含义与法理性含义相混同。当然，造成这种误读有卢梭本人的原因，正如卡西尔所说：“卢梭本人始终没有彻底弄清楚，他的自然状态概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理想的’，在多大程度上是‘经验的’。他总是忽而从事实去解释它，忽而又从纯粹理想去解释它”〔2〕。然而，这种游离于事实与假设之间的表面的模棱两可有其缘由所在。首先，恰如普拉特纳所言，它与卢梭的写作方式有关，他迫于当时基督教和王权等现实背景的压力而将激进思想隐藏于注释暗语中，其自然状态的“事实”是被迫以“假设”的名义存在的〔7〕。其次，正如卢梭在《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中的声明——文章是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加图等先哲的观点有感而发的，而且提示读者要想真正了解作者的意图须细读注释。这些因素都暗示我们：卢梭对“自然状态”的使用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一定的规则存在。
　　这种表面的“混乱”并非无章可循，我们从卢梭的著作出版顺序与理论成熟度也可见其端倪。《论科学与艺术》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可以说是卢梭政治思想的萌芽；《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则是他对于自然不平等何以转化为社会不平等进行深入思考的结果，由此形成了他的自然状态说；以此为起点，卢梭开始构思旨在建立理想政治秩序的《社会契约论》一书的理路。换言之，基于现世关怀或者社会批判，卢梭试图在《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中精确还原人类的自然状态，承接《论科学与艺术》一文；而又基于对人类应然状态的思考，卢梭将自然状态视为其理论构建的起点，此书又下启《社会契约论》一书。因为卢梭意识到“‘人是什么？’与‘人应当是什么？’这两个问题是分不开的”〔14〕，于是此书成为其政治著作中的过渡之作。因此，在法盖看来，卢梭的所有思想在《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一书中均可找到〔14〕。于是，《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集中体现了卢梭的自然状态说，也成为理解卢梭政治思想的关键。
　　当然，卢梭赋予自然状态这种双重意义还与他的双重意图有关。恰如卡西尔所言：“卢梭本人对《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构思过程的说明，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在他心中有着截然不同的意趣和目的”〔14〕，他不仅试图解释人类不平等的历史起源，还希冀从自然状态理论假说出发探索政治制度的起源。于是，他以“人性学家”自居，将人类历史娓娓道来；还欲以“立法者”自居，绘制人类未来蓝图。可见卢梭正是基于这种现实的批判和法理的假设来阐述其自然状态学说的，即以自然为镜反衬现代社会之弊，从自然出发构思理想国度，于是自然状态说也成为其社会契约理论的必然前提。同时，这也体现了他对人类进入社会的必然性的承认，因为在卢梭看来，道德自由优于自然自由，而道德自由唯有在社会中方能实现，即“契约人优于自然人”〔7〕。正是基于此，他要超越“受他们的时代、国家和社会的见解的束缚的”〔10〕思想家与哲学家，在已逝的先贤面前为捍卫德行而写作，赋予自然状态双重意义，并使其一浅一深，一明一暗。
　　简而言之，卢梭是在对人类现世关怀的基础上考察人类本性，进而展开其政治构思的。其动机恰如马斯特所言：“卢梭对人类本性的考察是以对科学真理的追寻和道德腐败的批判为动机，是结合真理与善的努力”①。由此，卢梭站在自由的立场，超越于时代，以自然幸福为标准，对人类社会进行“大审判”，试图构建人类的“完善状态”。为挽救人们逝去的自由，他提出其独特的契约观以期重获类似自然自由的社会自由，这种自由使社会中的人们“像以往一样地自由”〔11〕，因为公民们像自然状态下的自然人服从本能（自爱心）一般服从体现公意的法律，也即是服从自己的意志，“法律只不过是我们自己意志的记录”〔11〕。这样，卢梭阐释人类历史起源与构思人类理想政治秩序的双重意图便使得自然状态具有了历史事实与学理假设的双重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