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核心价值的认同(2)

　　这种底层关怀体现在士绅阶层开展的社会改造运动中，钱穆指出了这一运动的大体面貌：
　　第一，范仲淹的“义庄”。即以宗族为单位来主持救贫、恤孤、公积、教育等社会事业。
　　第二，朱熹的“社仓”。与西汉即有的由国家主持旨在平抑粮价的“常平仓”不同，社仓是由乡间士绅主持的经济教育共同体，因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并由皇帝批准而制度化。其意在青黄不接及秋收谷贱时节给予农民一些救济，同时对百姓实行道德教化，这是儒家“先富后教”政治观念的具体化。
　　第三，王安石的“保甲”基层组织。其意在维护基层社会稳定。而朱熹又将保甲组织与社仓制度并为一体，成为综合创新的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并由基层政权予以督导。
　　第四，民间士绅私办的“书院”，旨在通过民间讲学活动弘扬、普及儒家核心价值理念。一方面是宋王朝无暇也无力顾及民间社会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是受过科举教育训练的士绅群体又有将儒家核心价值理念普及于民间社会、使其成为民众行为规范的强烈冲动，因此民间书院在宋明时期得以勃兴。书院的日常开销，有士绅和其他民间人士的捐赠，但往往靠“学田”维持。
　　第五，吕大均的“乡约”。这也是由士绅发起的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基层的“约正”率领“同约之人”，“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为约”（《宋史·吕大防传》），以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利益冲突，安定社会秩序，引领社会风气。朱熹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进行制度化创新，将社仓、保甲、书院诸制度合并于“乡约”之内，使之成为一种集生产、生活、救济、教育于一体的基层自治组织。钱穆强调：“宋明理学精神乃是由士人集团，上面影响政治，下面注意农村社会，而成为自宋以下一千年来中国历史一种安定与指导力量。”〔6〕
　　由士绅阶层推动的基层社会的制度创新十分注重道德教化，道德教化也成为这一过程中的一条主线。葛兆光指出，宋代的士绅阶层推进以传统道德为核心、礼法为背景的文明在社会中的扩张方面，与国家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宋代的士绅阶层常常通过家规、家礼、族规、乡约之类的规定，通过童蒙读物的传播，甚至通过祭祀以及仪式中常有的娱乐性戏曲、说唱，把上层人士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广泛地传递到民众之中，并且也在这种普遍的对于文明的认同之中，赋予了仿佛代表着文明的秩序（国家）以合理性〔7〕。现在可以看到的家规、家礼、族规、乡约中，比如传说是唐代大顺年间陈崇所订的《义门家法》、吴越王钱鏐所撰的《武肃王遗训》，以及司马光的《居家杂仪》，吕大均所撰、朱熹修订的《增损吕氏乡约》，朱熹的《家礼》以及袁采的《袁氏世范》等等，基本上都体现了“合乎礼教”、“注重教化”、“符合国法”的原则。在各种作为士子读书规则和启蒙教科书的读物中，不仅是程朱所提倡的《四书》，就是一些更初级的读物，如吕本中《童蒙训》，朱熹《童蒙须知》，吕祖谦《少仪外传》，程端蒙、董铢《程董二先生学则》，真德秀《家塾常仪》等等，也常常是在传递皇权和理学所共同提供的传统知识、历史记忆和社会原则。而在民众间颇有影响的如祠堂祭祀、家族聚会和节日活动演出的戏曲中，如《张协状元》、《赵贞女蔡二郎》、《王魁》之类，也渐渐出现了伦理道德化的意味和趋向。
　　近年来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南宋时期有相当多的《劝农文》、《喻俗文》、《劝孝文》、《劝学文》等通俗教育文本，朱熹、真德秀等著名学者都亲自参与撰写。他们在文章中反复规劝世俗社会中的人们要勤于务农、遵守乡俗、孝顺父母，如有余力则多阅读先贤经典包括理学家的著作，争取有个前程。如“请诸父老，常为解说，使后生子弟，知所遵守，去恶从善，取是舍非，爱惜体肤，保守家业，子孙或有美质，即遣上学读书学道修身，兴起门户”（朱熹《漳州劝农文》中语）。“通过这些将思想与观念世俗化的途径，士绅阶层在民众中传播着一种后来被称作‘文明’的生活理念，这些生活理念，大体上就是在劝导甚至强迫民众建立和遵循一种理性的生活秩序，诸如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等级伦理，诸如怜贫恤寡、扶助乡里的社会道德，诸如勤俭节约、恪守本分的个人品格以维护家族与家庭的同一性等等，当然，也包括了相当多的关于遵守国家法令的约定，无论在家族内还是在家族外，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读书人，都应当记住的关键词就是‘秩序’，一种天经地义的、符合天理，也应当发自内心的‘秩序’。”〔7〕在流动性很小、大都聚族而居的“乡土社会”中，这种几乎无孔不入、浸润于生活习俗方方面面的道德教化，逐渐将原本停留于儒家经典之中和士大夫思想之内的观念性存在，世俗化为民众自觉认同的习俗礼法，并使其在生活实践中恪守与遵循。
　　三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乡土社会是一种“‘礼治’的社会”，“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与靠国家权力维持的法律不同，维持“礼治”的力量来自传统，来自人的自我约束，“礼并不是靠一种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作为打通理智、情感、意志从而既超越于三者之上又实践于日常生活之中的范畴——礼治的约束力甚至强于单纯道德的约束，“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即使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不能自已”，“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服膺于传统的习惯”〔8〕。
在道德教化过程中，民众与统治阶级之间建立起一种相互承认、相互信任的“道德契约”，并凝聚在关于国家/士绅/民众三者共享核心价值体系的共识之中，体现在民众的日常行为规范之内。葛兆光指出，正是在由国家代表的政治权力和由士绅群体代表的文化权力的合力作用之下，“一些儒家原则被当作天经地义的伦理道德被确定下来，按照这种原则建立有序生活的制度也被认同，并逐步推广到各个地区。像家庭、宗族秩序的基础‘孝’，不仅是一种观念，而且有了制度，如过去不疗救和供养生病的父母，祖父母父母在时即异财分居，都成为违背道德的罪过被禁止。而国家秩序的观念基础‘忠’，也在皇权合法性与合理性得到普遍认同之后，成了笼罩性的伦理”，而“忠”、“孝”这样的传统核心价值，一旦成为制度约束下的行为规范，就成为一个“忠”与“孝”互相渗透的社会规范整体原则，从而为“家国一体”的古典爱国主义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一旦国家有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自然就在认同“忠”、“孝”的民间社会中产生巨大的号召力〔7〕；而在平时，“一些被文明生活拒绝的生活习惯与嗜好被确定为错误，比如说过度饮酒、贪恋美色、聚敛财物，以及个性强烈的表现，即酒色财气，被越来越当作可耻的习惯”，因此，道德教化的结果是在传统乡土社会中构建出一种靠礼治及相应习俗维持的“礼法社会”，这种社会“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在国家权力所笼罩的空间中，一种伦理道德同一性被逐渐建构起来，一种普遍被认同的思想世界开始形成，并终于奠定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界”〔7〕。这就是说，在“士绅/国家命运共同体”形成的基础上，由士绅群体开展、国家予以配合的基层社会制度创新实践又推动其逐步形成了“民族命运共同体”。它首先是一个国家/士绅/民众在共享和认同儒家核心价值体系基础上的“三合一”的“伦理道德共同体”，这种以“忠孝互渗”、“家国一体”为轴心运转的“共同体”一旦形成，无论是在协调民众/国家之间的“顶层认同”，还是在协调日常生活中人际交往规范的“底层认同”中，都显示出贯穿其中的“道德契约”认同逻辑的历史合理性，历史理性、民族理想、社会价值在“道德契约”的逻辑之中达到了历史的具体的统一。
　　四
　　当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健全的历史过程中，在全球化的态势下，这种传统的通过基层制度创新进行的核心价值认同模式，以及贯穿其中的“道德契约”的认同逻辑，将迎来实质内容的历史转型，以及自身形式的现代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