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核心价值的认同

关键词：科举制度；核心价值；命运共同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民主法制建设
　　摘要：宋初的科举制度改革促进了“士绅/国家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士绅阶层开始以天下为己任，将儒家道德理想普及于民间社会，即通过基层自治制度改革和创新增强民众的价值认同，进而在国家/士绅/民众共享和认同儒家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构建起“三合一”的“民族命运共同体”，而贯穿其中的“道德契约”认同逻辑在协调民众/国家之间关系的“顶层认同”和日常生活中人际交往关系的“底层认同”中均显示出其历史合理性。重新梳理和认识传统的核心价值认同模式以及当代转型，正确对待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应当成为当前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认同和促进民主法制建设的历史文化前提。
　　中图分类号：D648； D691.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3）06-0031-06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通过“三个倡导”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一个思想文化建设的新思路，为我们“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开辟了一条现实途径。笔者认为，用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不仅对于当代中国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传统中国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在中国历史上，制度创新与核心价值认同相辅相成，一直是考察和理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大一统中央集权制长期延续的一条主线索；而在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创新过程中，这一特点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回顾和反思这一段历史，对于当前正在进行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而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的伟大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
　　与春秋以前“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上》）的严格等级制社会不同，秦以后的中国社会逐渐进入一个“礼下庶人”的时代——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价值的礼治道德教育，作为约束全社会的价值观展开了它的世俗化、平民化的普及教化过程，亦即“社会秩序与伦理秩序的融合”〔1〕过程，它与“中国两千多年来先为荐选（察举），后为考选（科举）的选举制度的演变”〔1〕过程互为表里，逐渐将中国社会推向一个价值导向与制度安排相互匹配、协调的德主刑辅的普遍礼治化的社会。余英时在《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一文中指出：“科举不是一个单纯的考试制度，它一直在发挥着无形的统合功能，将文化、社会、经济诸领域与政治权力的结构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形成一多面互动的整体”〔2〕，而且它一直是中国社会制度结构变迁中的“核心部分”〔2〕。如果把汉武帝即位不久（前134年）即下令在全国进行“察举”以选拔人才视为科举制度的开端，那么至1905年科举制废止，这一制度延续了两千多年，并发挥了“多面互动的整体统合功能”，发展成为中国制度结构中的核心部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始终遵循因时制宜、改革创新的制度化建设道路，根据变化的情势、社会的需求及时调整自身，妥协地、及时地、最大化地协调了大一统帝国政权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保证了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按照既定的礼法文化的道路走下去。这既是中国传统社会以“三纲五常”这一核心价值为导向的文化教育体制的建立健全过程，也是通过科举制度的创新，不断使得国家政治体制建设和社会变化发展之间相互协调的过程。
　　两千多年来，科举制度创新和改革不断推进，其对于中国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在宋代初年即在科举制度实行千年以后，为中国社会构建了一个与王朝国家同心同德的士绅阶层，构建了所谓的“士绅/国家命运共同体”。这一共同体的形成有两个历史性标志：第一个是宋初士大夫阶层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观念的出现；第二个是将儒家道德理想实现于基层社会的实践的展开。余英时指出，随着门阀士族退出历史舞台，科举制度规模扩大，宋初范仲淹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以天下为己任”获得了普遍而热烈的回响，士大夫阶层开始显示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在神宗与王安石之间，这时出现了一个共同原则：皇帝必须与士大夫‘共定国是’。这是北宋政治史上一项具有突破性的大原则，王安石因此才毅然接受了变法的大任。也正是在这一原则之下，王安石才可以说：士之‘道隆而德骏者，虽天子北面而向焉，而与之迭为宾主’；文彦博才可以当面向神宗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程颐才可以道出‘天下治乱系宰相’那句名言。尽管以权力结构言，治天下的权源仍握在皇帝手上，但至少在理论上，治权的方向（‘国是’）已由皇帝与士大夫共同决定，治权的行使更完全划归以宰相为首的士大夫执政集团了。”〔3〕余英时强调：首先，宋代的“士”，特别是在取得进士身份成为“士大夫”之后，对于国家与社会所承担的责任与享有的权利都是对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就是在这一客观条件下逐渐酝酿出来的；其次，对于赵宋王朝怀有高度认同感的士绅阶层，并没有将这种意识停留在观念层面，而是以“礼”化“俗”，积极开展实践活动〔3〕。作为体制内的官僚或准备跨入体制内的士绅——中国的知识阶层一方面凭借着自身大多数来自社会底层因而了解中国基层社会诉求的优势，在历朝历代的制度改革中革除积弊，伸张正义，缓和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凭借着或在位、或致仕还乡的优势，将儒家价值观向平民世界和农业社会普及，并以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开展了一场自宋至明长达数百年的基层社会制度创新和改革，使“内圣”开出了“外王”，儒家道德理想得以在基层社会传播和普及。
　　二
　　自中唐到两宋（公元8世纪至13世纪），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稳定社会秩序成为上自统治阶级、下至普通百姓的共同诉求。士绅阶层的眼界与抱负也开始超越参政议政，思考更为根本的问题——国家的长治久安。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堪称这种理想的先声，而范仲淹当时就脍炙人口、广为传诵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达了当时的知识阶层在现实的社会制度改革中实现儒家道德理想，使人民过上安定、有序的社会生活的政治态度。北宋学者张载的《乾称篇》描述了这种经过科举制度训练后的新知识阶层的新理想：“乾称父，坤称母，予兹渺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合其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沛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4〕
这里可以将张载的《乾称篇》称为宋代新儒学的“中国梦”，梦中的价值准则来自儒家传统道德理想，尤其是《礼记·礼运》中有关“大同”世界的描述。其新颖之处在于将宋代大量出现的聚族而居的民间宗族所遵循的宗法伦理规范说成是个人、家族、社会、国家乃至宇宙的共同道德标准。经过科举制度的长期实施，知识群体与王权国家的关系已经发展为“家相”与“宗子”之间的宗法关系，这也是科举制度实现《礼运篇》关于“选贤与能”——将贤能之士选拔出来充实统治阶层的理想的结果，德高之君与贤能之臣已经有机地融合在体制之内，而后者成为体制内的“有机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众与国家的共同利益——国家应当关注民众生活，尤其是弱势群体的“颠沛无告”的生存状态，这既是传统儒家道德价值的体现，也是新儒家知识分子实现道德理想的着眼点。何怀宏认为，《礼运篇》中的道德理想体现了一种“差序的正义”，亦即通过“选贤与能”实现上层社会再生产，通过体恤救济弱势群体实现底层关怀，使整个社会“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实现整个社会各得其所、上下认同、和谐稳定的有限正义〔5〕。可以说，通过关怀社会底层使各社会群体各得其所而上下沟通、达成共识，使整个社会走向和谐大同，是以张载为代表的新知识群体的共同理想和正义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