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走出去”与文化接受(3)

　　第三，文化走出去，不应急于求成。“节译”、“改写”、“全译”理应在中国文学的世界化进程中有序进行。任何一部作品在被另一民族最初接受时，都有可能遭遇或多或少的删改。随着视域不断扩大，读者会越来越期待译文靠近原文。伏尔泰的改写本《赵》剧横扫欧洲之后，也开始遭受指责，“急就之作”、“缺乏艺术酝酿”、“缺乏典型形象”等评价不绝于耳，无不暗示当时读者期待原文的诉求心理。可见，儒莲全译是时代的呼唤。如果放在马若瑟年代或让马若瑟在初译《赵》本时全译，很难想象法国民众能够顺利接受，因为当时的法国才刚刚开始认识中国。
　　第四，正确看待中国文学的改写。审视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译介状况，不难发现，由外国翻译家译介的中国文学作品，普遍存在以本土需求为旨归的“改写”。这种译介模式大多迎合西方主流价值观，也因此引起一些学者对祖国文学纯洁性的担忧，“曲意逢迎”、“暴力改写”、“削足适履”等说法时有所闻。比如吴赟、顾忆青撰文举例说：“姜戎的《狼图腾》中描述额仑草原地理位置的段落原在小说的第16页，却在译文中被剪贴到了开头部分。刘震云的《手机》原有的时间结构在译文中被译者完全重置，通篇转化为回忆式的倒叙手法。译者如此大的改动，并非为了完善叙事方式，而是让这本书更好卖一些。……此外，作品标题也有明显置换痕迹……散发着‘曲意逢迎’的味道。”但是笔者认为，就连我们自己的经典作品每次搬上银幕都要有很多改动，何况置身域外呢？“接受异域作品的每一过程，都是主体依凭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对作品进行的民族性再创造活动，也是赋予作品以新的生命和文化涵义的过程。”只要改写后的作品依然保持原作的精神，我们就应该欣然接受。理解异域文化背景下的文学解读，尊重异域民族的审美体验，摆脱“国粹”心态的束缚，敢于舍弃和变通，少些枝节得失的计较，保持积极的外向心态，从宏观层面把握中国文学美学价值的再现，互通有无，共同发展，这样才更利于中国文学“走出去”。
　　第五，肩负起双重责任。并非所有来自外国翻译家的译介都能传播中国文化的精髓，有时，出于政治目的，中国的文学资源可能会被某些强势文化“寄生”，任意篡改，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本国形象，贬低或扭曲中国形象：如美国迪斯尼以“美国口味”包装《花木兰》，把一个勤劳善良、孝顺美丽的中国传统女性变成疯狂打杀、崇尚个人主义的女汉子，使得中国文化传统内核悄然被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所替代；日本拍摄的《西游记》也有意丑化剧中的主要人物，中国文学塑造的深入人心的典型形象被严重“他塑”和篡改。由此看来，中国译者在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活动中应时刻承担起翻译与维护国家形象的双重责任。
　　注释
　　①⑩G·梅森：《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的观念1840—1876》，杨德山译，中华书局，2006年，第37、217页。②马若瑟托人把这篇译文稿件的发表权交给当时皇家铭文美文学院的院士傅尔蒙，但杜阿尔德先得其稿，未经同意就编辑进《中华帝国志》，于是两人打了多年笔墨官司。③王国维：《译本〈琵琶记〉序》，《王国维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545页。④⑧吕世生：《元剧〈赵氏孤儿〉翻译与改写的文化调适》，《中国翻译》2012年第4期。⑤⑥张海涛：《现代性的重述：〈赵氏孤儿〉在西方和现代中国的解读》，《戏剧理论纵横》2012第3期。⑦⑨陈旋波：《十八世纪法国观众对〈中国孤儿〉的接受》，《国外文学》1991年第2期。吴赟、顾忆青：《困境与出路：中国当代文学译介探讨》，《中国外语》2012年第5期。杨健平：《从〈赵氏孤儿〉在欧洲看艺术接受中的民族变异》，《文艺评论》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