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走出去”与文化接受(2)

　　三、改写——伏尔泰之变通与文化调试
　　如果说马若瑟的翻译策略是投其所好式的有选择的节译，那么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则是有目的的主动文化改写。
　　18世纪对法国来说是哲学的世纪，戏剧也成了某种哲学思想的载体。与西方传统文化迥异的孔子哲学传入欧洲，顿使人们耳目一新，激发了人们的求知欲和创作欲。伏尔泰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旗手，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父”。他认为孔子和儒家思想不仅是道德典范也是自然宗教典范，宣称“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看到马若瑟的译本，他激赞“胜过我们同时代的作品”⑤。在他看来，儒家道德准则是珍贵的古典丰碑，《赵》剧是展示中国人心理及整个中国概貌的珍贵文献。于是，他决定改编这部中国戏曲，“用孔子的思想轰开欧洲”，并以此表达他对中国古代道德观的景仰，实现他对文明终将战胜野蛮的信念。他说这是“批判欧洲黑暗封建专制，领导启蒙运动战斗的需要”，于是把该剧定名为《中国孤儿：五幕孔子道德剧》。
　　但是他不满《赵》剧的情节和旨意，觉得“血腥味太浓，缺乏人文关怀，对人性压制表现太过冷酷，毫无温情”⑥；同时还认为《赵》剧不合法国观众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根本就是“一大堆不合情理的故事”，“没有时间一致和动作一致，没有风土习俗描绘，没有情绪发展，没有词采、理智和热情”⑦。于是，他对马译本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写：剧情发展的时间从20多年缩短到一昼夜；故事情节由春秋时期晋国两贵族家族的复仇改为宋元时期蒙古统治者与宋朝旧臣遗孤之间的抗争；袭用流行的“英雄剧”，增加了一条爱情线索；故事结尾处，成吉思汗作为征服者，在道义的感召下幡然悔悟，最终臣服于赞提和伊达美所代表的中国文明的美德与智慧。
　　伏尔泰把《赵》剧改写得面目全非，给故事定位为“用高尚的道德和发自本心的爱拯救人的灵魂”。在这个维度上，他偏离了原剧的故事内核，有目的地表现出民族文明融合、民族精髓重塑的主观愿望。该剧与原剧情节差异巨大，但剧中所表现的中国文化内核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得到升华：家族之争上升为文明与野蛮之争；“善恶有报”上升为“扬善融恶”，全剧突出仁爱，强调和解⑧。伏尔泰的《中国孤儿》获得巨大成功。卢梭盛赞该剧“提升了古老文明的道德”，伏尔泰则认为自己的改写将这部中国戏剧由稚嫩推向成熟。
　　伏尔泰的改写本是在马若瑟节译本基础上完成的。他没有接触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原本，抑或他当时根本无心问津原本，因为他的“悲剧的意义不在戏剧艺术本身的改革，而在进步的思想启蒙”⑨。伏尔泰把他的理想寄托在《中国孤儿》中加以抒发，所以他更关注如何让他的观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他恰如其分地把握观众的期待视野，巧妙地利用观众喜欢的“口味”“调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理念以实现他启蒙主义思想的传播。与其说他在改写，不如说是在创作。这种巧妙改写让西方观众既享受了似曾相识的温馨，又感受了遥远东方中国那种忠君报国、理智、仁义、宽容、谦和的道德信仰，当然，更为奇妙的是两种文化融合后带给他们的震撼，仿佛改进后的中国美食舞蹈于欧洲人的舌尖上，这是超越单一文化的、带给西方观众的新的价值体验。
　　四、全译——儒莲之忠实追求与文化敬仰
　　马若瑟的“买椟还珠式”的节译“预热”了欧洲的“中国热”，伏尔泰“调汁调味”式的改写“西传”了东方文化的精髓。当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不断积累，期待视野持续放大的时候，回归本源、寻求原汁原味的心态就会变得不可避免。此时，法国汉学家斯坦尼斯拉斯·儒莲翻译的忠实原作的《赵氏孤儿》应运而生。
　　儒莲对马若瑟删除诗词的肢解译法甚为不满，认为删除剧中唱段，必然使剧情上下脱节，使全剧失却真韵。他认为剧中最扣人心弦的段落均以风格高雅的诗体表现，马若瑟缺译实属憾事。他要让这部对欧洲产生广泛影响的元曲“以其本来面目流传于西方”。1834年，《赵氏孤儿》全译本问世，译文达到很高水平，近乎原汁原味地呈献给西方读者。
　　儒莲忠实追求《赵》剧原文本，除了他的汉学情节，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时的欧洲读者对中国文学的期待已远远超过之前的任何时候。18世纪末，虽然旷日持久的中华礼仪之争导致中法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耶稣会士的消隐，但在法国思想界、文化界，中国热所塑造的中国形象依然牢牢存在于法国人心目中。登上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在打通东方关系方面较之封建阶级似乎表现出更多的热忱，中法交流在进行着更实在的“对话”。很多人已认识到，大量的传说、演义、奇闻中包含了中国社会和历史方面内容极为丰富的社会习俗细节描述。⑩儒莲也坚持认为，研究中国文明，仅仅研究中国人在社会关系中的表现是不够的，还应该熟悉他们的文学作品，正确地了解他们涉猎的主题、蕴含的精神。这个时期的汉学研究层次进一步深入、领域也不断扩大，许多文学翻译的选题标准、审视重心和审美指向，也都以探求中国文化的奥秘为最终目的。儒莲的翻译取向正迎合了那个时代的潮流。
　　五、中国文学之“走出去”
　　《赵氏孤儿》进入西方引起的中外文化碰撞有其特殊意义。在整个事件中，文化利用的成分或许远远多于对中国戏剧及中国文化价值的理解和认识，但这种特殊经历实际上也促使文化的发展与传播。由“节译”到“改写”再到“全译”，《赵》剧成功的西进旅程对我们今天文学“走出去”有如下启发：
　　第一，提高译者的文化素养。马若瑟、伏尔泰和儒莲都有很深的中西文化积累，他们对文本、目标语读者以及历史、文化语境有非常理性的认识和准确判断力，这种素养很大程度上成就了译作的成功与传世。在新的“中国热”到来之际，译者一方面应不断完善和丰富认知、理解和诠释自己民族文化历史的能力，一方面还要置身现实，尊重并吸收他种文化经验和长处，掌握目标语读者的期待视野，培养文化自觉意识，全面提高文化素养。
　　第二，允许译本多样化。“节译”、“改写”、“全译”是《赵》剧成功西游的三段经历。我国的传统译论受传统美学文论的影响，强调“作者中心论”和“文本中心论”，一味追求译作与原作全方位契合，以原汁原味呈现给异域读者，仿佛唯有如此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真实面貌才能一展无余，这显然违背认识的发展规律。文学“走出去”不应一味追求“原汁原味”，读者水平不同，期待视野也不同，要允许译本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