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赦制度价值与功能初探(2)

　　为避免特赦权被恣意滥用，各国对特赦均设定了一定的程序限制，并建立了相应的监督机制。具体来说，大多数国家对于赦免主体实施赦免行为赋予了一定的政治责任，但是各国的责任承担方式不同，如日本规定内阁的赦免行为需向国会负责，而德国则要求由实际负责执行赦免的部长对国会负责。与此同时，许多国家还对国家元首赦免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总之，无论采取何种措施，特赦权的行使均应遵循一定的程序规则，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以实现正义之诉求。
　　二、特赦制度发展规律浅探
　　通过对古今中外特赦制度实践的考察，我们发现，特赦制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政治情势下所适用的条件和程序不尽相同。
　　首先，从特赦的行使主体来看，古代的特赦权由君主行使，是君主的特权，这是在特定的封建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必然结果。在当今法治社会，特赦权的行使主体由君主的特权过渡到一项民主权力。在一些国家，特赦权的行使由专门的特设机构行使，或者由国家元首行使，但此时的国家元首特赦权与古代帝王特赦权的性质不同，此时的特赦权是一种民主化的权力；
　　其次，从特赦的实施效果来看，传统意义上特赦制度的效力仅在于全部或者部分免除刑罚的执行，这也是特赦最根本的特征。但随着相关立法的发展，特赦制度的效力也出现变异，产生了罪刑皆免的特赦制度。
　　再次，从特赦的价值功能来看，古代的特赦多是为了政治方面的需要，当一个新的政权取代旧的政权的时候，特赦是为了政权的平稳过渡和社会的稳定。在现代国家，特赦权的功能主要是为了矫正个案的不公正，当然，也不排除在特定时期为了政治方面的因素而实施特赦。总体上来说，古代特赦制度是服务于君主统治的，相比较而言，现代的特赦制度虽然仍具有一定的政治性，但其更注重人权保障和公正的价值诉求。
　　三、特赦的价值与功能
　　在民主法制国家，赦免的地位问题受到怀疑。尽管如此，特赦制度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和必要的功能：
　　（一）缓和法律规定之苛严
　　尽管刑法一直在朝着轻缓化的方向前进，但作为国家对犯罪人的最强硬手段，仍然无法改变其严苛本质。特别是在全世界普遍废除死刑的潮流下，由于国家具体情况的需要，我国与某些国家、地区还不具备完全废除死刑的条件，仍有赖于死刑发挥其威慑作用，由此遭到诸多国家、人权组织、学者的口诛笔伐。特赦制度便为我们找到了出口，通过对特定犯罪人实行特赦，可以冲破法律所设的死板僵硬的“阀门”，从而缓和刑罚的严厉性。同时，对特定人实施赦免，还可以解决法律适用在个案中过度严厉的问题，以弥补法律之不足，实现法律的本质诉求。
　　（二）补救立法或司法之缺陷
　　由于立法技术和水平的限制，立法者不可能完美地划定罪与非罪的界限，因此刑法无法将所有应受惩罚行为纳入其中，也无法保证刑法所规定的罪行都具有可谴责性。与此同时，刑法作为一种规范，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这种特性使其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但是，随着社会实际情况的不断变化，这种稳定性也导致了刑法在某种程度上无法与时俱进，因而具有滞后性。所以，严明的刑法规范容易个案的显失公正，背离刑法的实质正义。同时，受认识水平、语言技术缺陷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刑法条文语句必然存在抽象与歧义之处，因而在司法实践中需要解释，然而解释者往往出于各种原因而背离立法者的立法原意进行解释，导致刑法规范的内在价值诉求被扭曲。特赦制度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决因为刑法的局限性而产生的后果，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具有弥补法律之不足的功效。
　　（三）修正错误之判决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司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徇私枉法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假案、错案。这些冤假错案无疑会给当事人造成巨大的伤害，同时也极大地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特别是错误的死刑判决更是会造成不可逆转的灾害。有鉴于此，适当的实施特赦制度，可以在权力制约的框架内实现个案的正义，有效地弥补法律不足，救济司法误判、错判。
　　（四）弱化“标签理论”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