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2)

　　国家扶贫办最近有一个统计，目前中国贫困人口52%左右是少数民族，并且以每年2个百分点的速度在提升。如下图所示，整个民族地区和民族人口的贫困发生率都明显高于全国贫困发生率和非民族人口。
　　所以，在努力实现中国梦和深度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时期，对少数民族贫困问题的关注不仅关涉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繁荣，更关系到中国的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减少民族地区贫困既是保障其生存和发展的必要，也是促进新时期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贫困监测数据计算。
　　二、原因分析
　　民族地区贫困的原因多种多样，显得相对比较复杂些，有自然因素方面的，有政策方面的，也有民族地区人口因素方面的原因。
　　（一）自然因素
　　中国民族地区从地理位置来讲，大部分分布在祖国内陆边疆地区，而且多处于高山峡谷、山地丘陵之中，这样的地理因素本身会影响其对外开放度，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基础设施和通讯信息的发展；另外，民族地区相对来说是远离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核心区，这种边缘性又强化了其封闭性，使得民族地区在发展过程中直接受发达地区的产业和资源转移难度加大，使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阶段落后于全国总体水平，市场化程度低；民族地区内部人口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高度分散性，这种影响又被进一步放大。加之地域文化阻壑，近几年的研究发现民族地区存在着经济增长与减贫效应不对称的现象，即增长性贫困问题。
　　（二）政策因素
　　政策设计不配套，现行减贫机制不足。如中国农村减贫主要以救济形式对老、少、边、穷地区每年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大量资金救济，民间有句话叫“救急不救穷”，救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族地区的贫困程度，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甚至有些地方滋生出“吃拿卡要”的腐败现象，“多挤多占”的社会弊病和“等靠要”的懒惰恶习，使得减贫成为“形象工程”。这样不仅造成国家负担加重和资源浪费，对于贫困地区的长期的脱贫来说起不到“治本”的作用。
　　在城市扶贫方面，社会保障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所用，但社会保障各项制度在中国西部地区一定程度上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或城市，所以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并没能起到缓解和调整收入差距的目的，反而进一步拉大了差距。造成相对贫困人口数目的扩大。近几年来，城市贫困主要表现为相对贫困人口数量的扩大。
　　（三）“能力贫困”
印度裔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得主阿妈蒂亚·森曾提出一个概念叫“可行能力”，他认为，“贫困不仅仅是相对地比别人穷，而且还基于得不到某些基本物质福利的机会，即不拥有某些最低限度的能力贫困，最终并不是收入问题，而是一个无法获得在某些最低限度需要的能力问题”。在新世纪对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来讲，他们所面临的不仅是收入贫困，而且是能力的缺乏，能力的缺乏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而知识则是其能力发展中至关重要的部分，知识水平低下即是导致收入贫困的深层次原因，其本身也是一种非常致命的贫困。目前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知识贫困非常突出，当然也直接地导致了民族地区贫困群体的“可行能力”缺乏而失去发展的机会。据统计，中国 90%的文盲分布在农村，其中一半文盲分布在西部地区，陕、甘、宁、黔、藏、滇、青海、新疆、内蒙等省区的人口总数占全国 15%，而文盲数却占全国50%。大量文盲人口的继续存在肯定不利于这些落后地区摆脱贫困，形成教育落后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
　　三、对民族地区反贫困问题的反思
　　（一）政府反贫困政策民族差异性不够
　　针对中国剩余贫困人口越来越集中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情况，下一个阶段反贫困的主要投入应转向少数民族地区。从以往扶贫实践来看，大一统、“一刀切”的宏观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推进作用有限，新时期要加快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步伐，必须转换思路与理念，以民族地区和民族地区人口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做到必须因地制宜、因族举措，实行差异化的扶持政策。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大多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政府应该立足比较优势，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充分利用区域内具有优势的资源和要素，培育主导产业，化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使区域内产业结构优化发展。
　　另外，少数民族的群体特征、文化制度安排是经过长期的生产、生活经历后形成的，其变革的速度要远远滞后于经济变化的速度。在未来的扶贫工作中，要充分考虑到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制度安排。以其为载体，设计适合的扶贫政策和项目，如开展民俗旅游项目和推广少数民族特色产品。少数民族的饮食、服饰、歌舞文艺、医药都具有其特色，民俗旅游不仅有利于增加收入，同时对本民族的文化保存和传播也发挥了作用。在不具备开展民族旅游的条件下，应该积极地将少数民族的特色资源打入市场，通过市场交换增加少数民族贫困农户的收入，缓解收入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