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商隐咏史诗的叙事干预(2)

　　李商隐一生正当晚唐政局江河日下之际，动荡衰微的时代，使他不得不以隐曲委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愤激与愁苦。叶燮《原诗》中说李商隐诗“寄托深而措辞婉”。诗人在借古讽今时，往往借助典故的潜层内涵和词语的勾连转合，揭示诗歌主旨，达到用笔犀利和辛辣讽刺的目的。如《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是载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故事。认真比对诗文与史书，我们不难发现，诗人的叙述是忠于史实的。正是诗人巧妙地在字词的选用与安排上实施了干预，才使得诗人的褒贬态度不言而喻。贾生政见卓越，《治安策》《过秦论》千古流传，而文帝仿佛也求贤若渴，既“求”又“访”，这二字使文帝思贤的谦恭神情宛然在目。一个“更”字，既是诗人对贾生才能无与伦比的赞美，又隐括了文帝夜召所说“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一语，同时又为后文“讽今”作了铺垫。诗的后半部分，抓住文帝倾听贾生具道鬼神事而忘情前席的举动，着“‘可怜’、‘虚’轻点叙事，通过‘问’与‘不问’的强烈对比，引懑而发，鞭辟入里，讽刺犀利辛辣，深刻揭示了统治阶级不能任用人才的实质。”④既有对贾生怀才不遇的同情，又有对统治者不知任用贤能的指责，更有对自身遭遇的深切感慨。然而这一切都在不动声色中就完成了，诗人的干预手段之高超，使得诗文天衣无缝、宛若天成。
　　总的来说，诗人表面上不动声色，似乎只是在叙述一个或几个故事，实际上已经在遣词造句上做足了文章，细心的读者一看就能明白诗人的良苦用心和精湛的艺术构思。这一类干预在李商隐诗中最多，也最让人为之着迷。
　　二、句式选用的干预
　　诗人在叙述历史事件时，特别注意在句式上做文章。如设问、反问、倒装、假设等。特别是能巧妙运用设问、反问，开拓史实的深刻内涵，多层次、多角度展开诗的主旨；借“问”来讽刺昏庸的统治者，表达诗人希望当朝皇帝能以史为鉴的深刻用意。如《马嵬二首》（之一）：“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以杨贵妃提问的方式，实际上否定了女色倾国的滥调，而把祸乱国家的责任归咎于迷恋女色的君王。又如《马嵬二首》（之二）：“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如何”一问，横空突兀，气势磅礴，短短两句，囊括全篇。“四纪”为君王反而不能像民间夫妇那样长相厮守，讽刺寓反诘中，叙述者揶揄谴责的指向就十分明显了。再如《瑶池》：“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据《穆天子传》，周穆王在瑶池与西王母相会宴饮，分别时约定三年之后重来。三年过去了，穆王虽有日行三万里的八匹骏马，何以不践三年之约呢？诗人借西王母“穆王何事不重来”的疑问，虽没有直接抨击求仙之妄，而求仙之谬自见，从而显示叙述者态度。
　　以上是诗人反诘语气的干预。而倒装句式则如《马嵬二首》（之二）：“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此日”指马嵬兵变这一天即天宝十五年六月十四日，而据陈鸿《长恨歌传》载，天宝十年七月七日玄宗和贵妃在长生殿相约生生世世为夫妻，即当时。正因为“当时”的迷恋女色，才酿成“此日”“六军同驻马”的滔天大祸。诗人在叙述时使用了倒装手法来干预，将前后史实倒置，因而使叙述错综多变，又对比强烈，讽刺性极强。
　　三、对史实的虚构与假设
　　咏史诗应该是“咏”史，就需要对具体的历史事件、人物有所叙述，也就需要在重大历史事件及重大细节上忠于史实。但如果仅仅按史书所记载的细细道来，又难免乏味，同时也难以传达诗人意图。这就需要诗人在叙述时施加一定的干预，对某些历史事实做必要的加工乃至虚构。这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巧妙结合，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如《北齐二首》（其一）：“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
　　把原来不在同一时间出现的史事集中在一起，深化了最高统治者的荒淫无耻。冯妃“玉体横陈”与北周武帝攻破晋阳并非同时发生，诗人将二者浓缩到一瞬间，很好地揭示了隐藏在事件表象之下的本质。再如《贾生》，“问鬼神”有史可稽，但因“问鬼神”而引出“不问苍生”却是诗人的想当然。汉文帝接见贾谊问鬼神一事，是有史可征的，然而也绝不排斥在其他时间、其他地点“问苍生”，但这是诗不是史书，诗人没必要也不会按历史如实写来。诗人在叙述中由“问鬼神”这一点出发而假设出“不问苍生”，无疑是从侧面反映出封建社会中带有普遍性的某种实情，辛辣地讽刺了统治者不关心民生疾苦、不知任用贤才。如《骊山有感》：“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再如《龙池》：“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