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趣味教育主张的艺术学意义(2)

　　三是梁启超强调作家描写健康的女性，而不是病态的女性。作家描写健康的女性不但审美趣味是健康的，而且精神也是健全的；作家描写病态的女性则不但审美趣味是病态的，而且精神也是残缺的。梁启超高度肯定了南朝以前的中国文学对女性美的描写，《诗经》所赞美的是“硕人其欣”，是“颜如舜华”。楚辞所赞美的是“美人既醉朱颜酡，娭光眇视目层波”。汉赋所赞美的是“精耀华烛俯仰如神”，是“翩若惊鸿，矫如游龙”。“凡这类形容词，都是以容态之艳丽和体格之俊健合构而成，从未见以带病的恹弱状态为美的。”坚决反对以“多愁多病”为美人模范，指出以女性病态为美，起于南朝。“唐宋以后的作家，都汲其流，说到美人便离不了病，真是文学界一件耻辱。”这种以女性病态为美的文学是颓废腐败的文学，是不可能铸成雄鸷沉毅的国民的。梁启超在批评这种不健康的审美趣味的同时呼吁“往后文学家描写女性，最要紧先把美人的健康恢复才好”⑩。梁启超大力肯定描写健康女性的文学无疑是对健全精神的追求。
　　四是梁启超强调文学的趣味一要时时变化，二要“往高尚的一路提倡”。这就是梁启超坚决反对萎靡堕落的文艺，高度肯定屈原、陶渊明和杜甫这些作家高尚的品格和文艺。梁启超不但发掘了前人所没有看到的屈原、杜甫的一些崇高方面，而且极大地改变了前人所塑造的陶渊明形象。唐以前的诗人，梁启超最崇拜的是陶渊明，认为陶渊明真能把他的个性整个端出来和我们相接触。梁启超指出，古今名士，多半眼巴巴盯着富贵利禄，却扭扭捏捏说不愿意干。丢了官不做，也不算什么稀奇的事，被那些名士自己标榜起来，说如何如何的清高，实在适形其鄙。而陶渊明则诚如苏轼所说的：“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陶渊明这样的人，才是“真人”，陶渊明这样的文艺才是“真文艺”。陶渊明之所以“最能领略自然之美，最能感觉人生的妙味”，是因为“他的快乐不是从安逸得来，完全从勤劳得来。”陶渊明之所以写农村生活说到真际，是因为他实历实感。总而言之，陶渊明的“自然”是他从奋斗得来的。陶渊明的一生“都是为精神生活的自由而奋斗”，既反对甘愿做别人的奴隶，也反对甘心做自己的奴隶。梁启超虽然认同陶渊明的文学最大价值是前人所说的冲远高洁，但却认为冲远高洁不过是陶渊明的外表特性。梁启超深入地挖掘了陶渊明的整个人格潜伏的特性。这种潜伏特性为三个方面，第一，陶渊明是一位极热烈极有豪气的人。梁启超分别解剖了陶渊明的少年、中年和晚年的诗作，认为陶渊明少年意气飞扬，不可一世；中年有志难伸，心仍难静；直到晚年，这点气概也并没有衰灭。在极闲适的诗境中，陶渊明常常露出些奇情壮思来，不知不觉把他的“潜在意识”冲动出来了。因此，梁启超认为陶渊明是极热血的人。第二，陶渊明是一位缠绵悱恻最多情的人。陶渊明不但对家庭骨肉间的情爱热烈，而且对朋友的情爱既真率，又浓挚。第三，陶渊明是一位极严正，道德责任心极重的人。他对于身心修养，常常用功，不肯放松自己。陶渊明虽生长在玄学佛学氛围中，他一生得力处和用力处却在儒学。当时那些谈玄人物，满嘴里清静无为，满腔里声色货利。陶渊明对于这班人，最是痛心疾首，叫他们做“狂驰子”，说他们“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简单说，就是可怜他们整天价说的话丝毫受用不着。而陶渊明则平平实实将儒家的话身体力行。梁启超甚至认为只有先看出陶渊明这些潜伏的特性，才能知道他外表特性的来历。梁启超反对无病呻吟和矫揉造作，强调作家赤裸裸地全盘端出他的实感，认为大文学家真文学家与常人的不同在于“他的神经极锐敏，别人不感觉的苦痛，他会感觉；他的情绪极热烈，别人受苦痛搁得住，他却搁不住。”梁启超认为陶渊明和屈原同样都有骨鲠，不过“屈原的骨鲠显在外面，他却藏在里头罢了。”这种“骨鲠”就是屈原、陶渊明这些大文学家真文学家在同黑恶社会包括黑恶社会势力的斗争中始终未尝丝毫让步，而是奋斗到底。梁启超是极为赞赏屈原、陶渊明的这种“骨鲠”的。而梁启超所反对的那些萎靡堕落的中国文艺就是丧失了屈原、陶渊明这种“骨鲠”。
　　现代以来，与梁启超的对陶渊明批评既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是作家鲁迅。鲁迅自觉地参与中华民族的维新运动，促进中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鲁迅之所以从医学转到文艺创作，是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因此，在参与中华民族的维新运动中，鲁迅对中国文人既有批判，也有期许。鲁迅反对中国有些文人的瞒和骗，痛恨中国有些文人不但歌颂升平，还粉饰黑暗。鲁迅期许中国文人既不随和，也不回避，而是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因此，鲁迅和梁启超一样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鲁迅不仅在杂文中多次提到陶渊明，而且杂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和《“题未定”草（六至九）》中比较集中和全面地把握了陶渊明。
　　1927年11月，在杂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鲁迅比较了陶渊明与孔融、嵇康、阮籍的异同，指出陶渊明“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与梁启超把握陶渊明不同的是，鲁迅不仅具体指出陶渊明说过当时的政治，而且还从理论上解剖了陶渊明不可能超于尘世。鲁迅认为：“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鲁迅由此推断陶渊明“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与此相反，朱光潜认为“艺术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热烈”。
　　1935年12月，朱光潜指出：“艺术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热烈。就诗人之所以为人而论，他所感到的欢喜和愁苦也许比常人所感到的更加热烈。就诗人之所以为诗人而论，热烈的欢喜或热烈的愁苦经过诗表现出来以后，都好比黄酒经过长久年代的储藏，失去它的辣性，只剩一味醇朴。……古希腊——尤其是古希腊的造形艺术——常使我们觉到这种‘静穆’的风味。‘静穆’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大士，超一切忧喜，同时你也可说它泯化一切忧喜。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1935年12月，在杂文《“题未定”草（六至九）》中，鲁迅从三个方面尖锐地批评了朱光潜对诗人陶渊明的批评。第一，鲁迅指出朱光潜对陶渊明诗歌把握的不全面。鲁迅认为陶渊明就是诗，除“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第二，鲁迅指出朱光潜对陶渊明诗歌把握的不准确。鲁迅认为陶渊明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静穆”，是因为他被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凌迟了。第三，鲁迅进而指出了朱光潜在文艺批评上的误区。鲁迅认为，凡论文艺，虚悬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在艺术，会迷惘于土花，在文学，摘要：本文通过对梁启超“趣味教育”主张的形成因素、主要内容等的分析梳理，认为其对我国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启示性意义有三：一是继承与弘扬传统文化精髓是立足之本，二是吸纳与借鉴外来文化因素是发展之道，三是“责任心”与“趣味”的交合是基础保障。
　　关键词：梁启超；美学思想；责任心；趣味；趣味教育；艺术学意义
　　中图分类号：J01文献标识码：A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美学史上最引人瞩目的人物之一。他聪敏博学，勤勉治学，特别是在广泛介绍西方美学，并尝试将西方美学与中国美学融会结合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实践和重大贡献。他先后提出了“美”和“趣味”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艺术的本质和作用，情感的性质和作用，情感教育与趣味教育的重要性等一系列重要的学术命题，有效拓展了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范围，影响了近现代以来中国美学的发展方向。本文通过对其反复倡导的趣味主义、趣味教育主张的形成因素、主要内容等的梳理分析，一并揭示其难能可贵的艺术学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趣味教育主张的形成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