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3)

　　古希腊哲学家与先秦诸子百家在认识对象和方法上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差异？都和什么因素相关？这与古希腊和中国各自文化继承、社会背景和生产条件有着深刻的联系。古希腊智者多为富有的奴隶主，具有独立的政治地位。城邦民主制度环境及充实的生活均是古希腊哲学产生的条件。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哲学起源于闲暇和差异”。他解释说：“人出于本性的求知视为知而知，为智慧而求智慧的思辨活动，不服从与任何物质利益和外在目的，而城邦制和民主制以及法治建设为理性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成长空间[10]。”这是科学产生与发展的前提。相比其他文明——中国、古印度、两河流域、古埃及，均为大河流域的君主专制政体，每个人都在为生计而奔波，个人对君主为依附关系，无独立的经济、政治地位。因此也就不会产生古希腊式的闲暇哲学，以及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如管仲曾提出与泰勒斯相同的“万物源于水”的观点[9]，但也仅限于此，管仲没有论证，没有辩论，也没有推理。古代中国人即使有超前的见解、闪光的思想，也会随即淹没在浩浩荡荡的政治大潮中，而不会成长为一门学科并吸引大批的追随者，遑论成为影响人们思想和价值观的学说。
　　古希腊和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的发展对后世科学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一时期产生的各种思想和思维方式内化为各自文化的内核，即使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没有在历史发展中丢失。如基督教对科学活动的压迫、魏晋时期玄学的兴起和唐朝国子监算学的设立，都没有改变各自文化发展的轨迹。
　　三、中世纪东西方文化对科学发展的抑制与促进作用。
　　随着罗马帝国和秦帝国的崛起，古希腊与春秋战国时代结束，东西方进入了大一统时代。各自建立的帝国在文化的继承上对以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罗马由于受自身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在文化上，只是在建筑和法学方面取得了较突出的成就，而在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方面多是继承了古希腊的文化。如“宗教上古罗马与古希腊诸神有很多相似之处，以至于要发现真正的古罗马神袛真要费工夫”。我们日常熟知的罗马诸神只不过是希腊诸神在罗马的另一种称呼而已。
　　与古希腊人相比，罗马人没有太多的闲暇。由于广袤的国土及罗马文化很强的包容性，古罗马存在很多哲学流派而不仅仅是理性主义。随着基督教的兴起和作为国教的确立（公元380年），信仰和蒙昧取代了对事物的钻研，探索自然的热情被窒息。在这一时期哲学、科学都成为“神学的婢女，发展极其缓慢”[10]。11世纪之后，十字军东征使西欧人重新发现了希腊文化，给沉寂的经院哲学带来了新鲜的空气。经过激烈的斗争，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及著作被教会接受，理性主义逐渐回归。在支持与反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斗争中，造就了后来被推崇为基督教“圣徒”、“天使博士”的阿奎那·托马斯。托马斯认为理性与信仰是一致的。为了超越理性而获得信仰，或者通过理性获得对上帝的认识，殊途同归。托马斯神学在欧洲盛行之后，基督教鼓励科学家用逻辑方法去论证上帝的存在及伟大，这对理性与科学的发展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哥白尼、伽利略、玻意尔、牛顿等都是为了“用科学去论证上帝的存在及伟大”而献身科学事业的。中世纪科学是近代科学的“潜在”阶段，为中世纪后期科学研究的复苏，自然科学革命提供了基础。
　　中国自秦统一中国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国人思想得到统一，氏族单位传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繁荣的经济及稳定的生活，使人们的生活范围和实践内容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这一时期直至西方科技革命前，中国技术发展大大领先于西方。技术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农业、历法、医学、冶金方面。如公元1世纪，蔡伦发明了造纸术；公元3世纪左右发明了瓷器，而1000多年后欧洲人才掌握瓷器制造工艺；公元8世纪中国发明了火药；11世纪中期发明了活字印刷；15世纪中期《本草纲目》成为中国古代医学集大成者。这期间中国数学的发展是最值得关注的。有汉代的《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唐代的《大衍历》、宋代的《数术九章》、元代的《四元玉鉴》等。这些专著在勾股定理、线性方程组、割圆术、圆周率计算、增乘开方法等方面均有开创性的研究，远远领先于同时期欧洲水平。但中国数学体系与西方数学体系有所不同，中国数学家关心的是问题求解，将问题分门别类，从而找出相应的解体模式，其思维是构造性与机械性。而以《几何原本》为代表的西方数学则是用演绎法加以整理，从几个简单的定义、公理出发通过严格的推理得出其他结论，其思维偏重于存在唯一及概念之间相互关系[11]。中国数学家一般仅限于提出的一些天才的原理，在生产实践中进行验证和应用，而不在理论上进行证明。西方数学家受限于逻辑思维的严格推导，在一些原理的发现上可能并不像东方数学家那么思维活跃。即使如此，数学在中国价值体系内仍被视为“玩物丧志，九九贱技”[12]。学习儒学，博取功名才为世人所称道。对数学的爱好只是存在于个人兴趣范围，远离社会整体价值观，遑论改变以文化为基础的“经世致物”思维。
从历史的比较可以看出，西方科学发展虽受到基督教抑制，但仍保留了古希腊的自由和理性精神。中世纪后期基督教成为科学活动的主要平台，为第一次科技革命奠定了基础。相比起来中国科技发展主要关心对实际问题的解决，其目的是服务于国家的农业、建筑或者其他领域。这种零散的问题解决模式，以及科学技术活动边缘化的社会地位，不可能产生体系严密的科学理论及引发深刻的科技革命。正如20世纪20年代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怀特海所说：“中国人就个人的情况来说，从事研究的禀赋是无可置疑的。然而中国的科学毕竟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中国如此任其自生自灭的话，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它能在科学上取得任何成就。”[13]
　　四、文化对科教兴国战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