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2)

　　中国第一部记录神话传说的是《山海经》。神话中记录的众神多是半人半兽的形象。如伏羲女娲为人面蛇身，炎帝神农为人身牛头，黄帝长着四张脸对着四个方向。各神特征为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具有崇高的品德和伟大的献身精神。世人只能追颂与膜拜[4]。这种把上古英雄人物圣德化，使得神话人物身上的弱点和野性消失得干干净净，只剩下道貌岸然和冠冕堂皇。这种原始思维容易造成崇拜的盲目性和绝对性，从而丧失对独立个性的追求与思考，使得个人只能依附于圣王的领导，为文明时期君主专制奠定了文化基础[4]。
　　从古希腊与中国神话传说比较中可以看出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人本主义”和“集体主义”。人本主义强调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崇尚英雄主义精神和自由的意志。集体主义重视团体的利益、目标和需求，强调服从与遵守，重视社会规范及责任而非个人喜好，崇尚为集体的牺牲精神。由于人本主义对人的地位的肯定及对自由的追求，催生了后来古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和法制精神。而自由、民主和法制是科学产生的必要条件[5]，这些在中国文化早期都不具备。
　　随着原始氏族社会的解体，古希腊形成了200多个大大小小的城邦。各城邦经工商业奴隶主和平民与氏族贵族的斗争与妥协，在公元前6世纪建立起了以雅典“公民大会”、斯巴达“长老会”为代表的民主制度[6]。中国在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期间，氏族血缘组织并未走向解体，而是以蜕变的方式改组成宗法性质的家族组织并先后建立起了奴隶制国家——夏、商、周。夏商周时期中国同希腊一样存在众多邦国，但二者无论在社会基本单元组成、经济、生产生活还是文化思维方式都存在明显的区别。
　　二、古希腊和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对科学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古希腊在公元前6世纪～前146年进入文化发展全盛期。各种思想迸发。主要代表人物有泰勒斯（624-546 BC）、毕达哥拉斯（582-496 BC）、赫拉克利特（540-480 BC）、德谟克利特（460-370 BC）、苏格拉底（469-399 BC）、柏拉图（427-347 BC）、亚里士多德（384-322 BC）等。希腊哲学家关心的首要问题是“认识你自己”。这是德尔菲阿波罗神庙最有名的一句箴言，也是希腊精神生活的缩写[7]。什么是“认识”？“认识”为什么一定要指向“自己”？这是希腊哲学家反复询问的问题。我们通常是通过我们与他人的关系认清自己的角色，你是你爸爸的儿子，丈夫的妻子等，都是通过外部的眼光来确认自己。一旦你的角色变化，你自己也就跟着变换。希腊哲学家需要在认识你自己的名下找到稳定不变的东西，只有稳定不变的东西才是真正的你自己。这种寻找现象背后的永恒的、确定性不变的本质的行为是对自由的终极追求，是古希腊社会价值观的体现[7]。理性是寻找事物本质的方法或手段。简单来说，理性就是保真推理的能力。唯有保真推理，才会有确定性知识。亚里士多德已经发现，典型的保真推理就是三段论推理：
大前提：凡人皆有死
　　小前提：苏格拉底是人
　　结论：苏格拉底也有死
　　保真推理本质上是原始真理的自我展开，是自己推出自己的一部分结论。这种唯有认识指向“自己”，认识才具有确定性、必然性。
　　正是基于上述的研究方法，古希腊产生了众多哲学流派和思想巨著。在世界本源上泰勒斯提出了“万物皆源于水”、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学说、毕达哥拉斯的数学说及亚里士多德的元素说等。在对这些哲学命题研究的过程中，古希腊在数学、几何、天文学、静力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通过5条公理演绎推出467个命题[8]。这成为后世公理化方法的一个典范，对科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托勒密利用一系列“均轮”和“本轮”构建了天体运行模型，来证明自己的“地心说”。虽然随历史发展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在当时托勒密构建的天体模型通过科学观测和严密逻辑方法论证，较为完满地解释了观测到的行星运动情况，是古希腊天文学巨大的成就。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繁荣阶段，为后世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主要流派有道家、儒家、墨家、法家等。与古希腊不同，中国各思想家学说的核心内容是政治。孔子的思想核心是维护周礼，孟子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主张施行“仁政”；荀子主张性恶而礼、法并重；老子主张“返璞归真”、“无为而治”等；墨子主张“尚贤”、“兼爱”、“非攻”，主张专制主义统治体制；法家是权力的崇拜者，君主的专制权威高于一切，除了农、战，几乎排斥其他所有知识[9]。中国诸子百家均把主要研究对象放在了君主政治方面，维护宗法等级秩序。虽然孔子、老子、荀子、墨子也提出了一些逻辑、辩证法思维，但大都只是阐述一个命题，或只流于观察或知道了现象，而不去追寻理解现象背后本质的东西。如《列子汤问》记载“两小儿辩日”的故事，孔夫子不能决。中国人止步于夸赞孔夫子实事求是的态度，却没有人追问孔夫子，将此问题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