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绘画的通俗性表现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西方文化潮流不断涌入中国，在短短的30年内演绎了西方几百年的艺术流变，使得中国当代绘画艺术在全球文化语境下迅速成长并崛起。中国当代绘画逐渐被世界接受，并形成了独具中国特征的当代文化现象。其中，通俗绘画成为一种主流的表现形式，更是被大众普遍接受的文化现象。
　　一、通俗的符号
　　符号，是人们在生活中约定俗成，同时具有特定意义的图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精神与文化，在集体无意识的情况下出现了具有代表民族特征的文化符号。符号是精神意义的载体，就像人们看到“十字架”会想到神圣的宗教文化。同样，在中国的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大量的精神符号，如天安门、五角星、政治人物、服装等等。
　　中国当代绘画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对符号的诠释，对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文化符号尤为关注。例如，张晓刚的系列作品《大家庭》，画面以老照片为文化载体，主体人物相同却又穿着不同的服装。“老照片”让观者瞬间回到了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初期，在那个固定的体制下所谓的私人照片变得公式化，相同的主体人物代表了人们精神模式的同一性，充分将这一时期的时代特征和文化记忆突显出来，用最通俗的符号形式及看似简单的人物塑造将初期社会主义形态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这是画家通过个体的视觉受众转化出对社会现象的认知态度，而在当代中国有更多的人群受到波普艺术的冲击及影响，在艺术创作中出现相似的政治元素，也被称为“政治波普”。
　　从20世纪80年代起，以政治人物及其涉猎的政治物品为主导的艺术作品开始出现，通过最大众、最通俗、最普遍的形象为艺术形态的标本，运用波普艺术的样式与当下的社会状态进行对接，表现质朴而又现实的生活状态。主流的社会文化符号被广泛运用，体现出当下的中国大众意识形态。仅以“毛泽东”的人物形象为例，王广义《毛泽东-AO》（1988年）、段玉海《毛泽东同志之二》（1992年）、杨国辛《参考消息》（1992年）、李山《胭脂系列年青毛泽东》（1994年）等等，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文化符号在当代艺术中的集体表达。通俗的符号文化使得艺术作品的本土化更为突出，同时深入地展现出作品的当代性，使主流文化、大众审美认知及社会形态更好地对接、融合。
　　因此，通俗的文化符号是当代社会问题的主导标志，将中国的主体文化符号放置于大的社会语境中，借用其代表的精神意义与生活、政治、社会紧密相连，才是作品要表述的核心价值。
　　二、殊途同归的语言
　　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语言，人们用语言进行交流，彼此领会对方的思想和精神。事实上，一切客观存在的事物都有属于该事物本身的语言，绘画艺术也是如此。每个艺术类别都有严格的语言模式，不同的材料是形成模式差异的基础和前提。而在当代绘画中，中国受到大量西方艺术的影响和冲击，同时又与本土化的艺术模式相融合，逐渐形成了中国化的当代艺术。在昕东旺的作品《装修》中，用后写实的方式把中国当代农民工的精神面貌表现得生动鲜活，这种直接、简单的语言却极其精准地让人们看到了中国这一类人群的生存境遇，把复杂的社会问题通俗化，使农民工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表达出创作者对人的生存状态的一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