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到香港：南来文人易文的作品初探(2)
时间:2013-11-27 11:17
来源:发表吧
作者:黄淑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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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雁明没有接受康年的劝告，最后落得悲惨收场。小说这种比较批判俗文化的态度，我们亦可以从易文为长城编的电影《小舞婊》看到。《小舞婊》同样是讲音乐和艺术，石慧饰演名伶之女，因生活问题而当上舞女。纯洁的石慧受不了灯红酒绿的生活，最后成功回归戏曲舞台。《小舞婊》与《彗星》的健康和正面的主题，比较适合长城的创作宗旨。
不光是要迎合长城的风格，其实易文本身的严肃文学作品亦不少是探讨社会问题的。例如《笑泪集》中的短篇《笑的游戏》，内容是一个穷困的女孩在游乐场工作，她很少展露笑容，所以游乐场经理安排了一个笑的游戏由她主持，任何客人如果能令她一展笑容，客人便会获得礼品，但因为主角不易笑，要引她发笑难度很高，逐渐引来不少客人，经理因此非常高兴。但在—个月后的一天，女主角突然笑了，客人领了奖品，经理问她为何发笑？女主角哭着告诉他：“我没有笑，我，我，我是在哭！”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女主角因为妈妈入了医院，病情严重，但她还要在游乐场给人欢乐，令她哭笑难分。易文用现代的手法，并没有夸张感情，小说以女主角的对白结束，让读者更能感到生活的辛酸。
现在我们重新检视五六十年代南来文人的创作生涯，好像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不能一下了明白过来。例如易文为电懋编导的作品如《桃李争春》（1962）和《月夜琴挑》（1968），我们会看到对《彗星》的不同诠释，当中对舞厅、舞女和流行曲等都有较正面的描写。香港文化的多样化衍生了复杂的作品，尤其是在左右文化立场上，易文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从上海到香港的文人，因为历史和人际的关系，我们不能够以单一的立场来看他们的作品。
三、易文的两种都市女性
易文最大的成就之一，是为香港文学与电影写下了很多不拘一格的都市女性，是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化的重要财富。易文主要是关心活在都市的现代女性，给她们正面的肯定，这又与典型的南来文人不同。易文的都市女性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自主和性格开朗的女性，葛兰是这种女性的代盲人。她在《关山行》（1956）、《金缕衣》（1956）、《青春儿女》（1959）、《香车美人》（1959）、《曼波女郎》（1957）、《空中小姐》（1959）和《情深似海》（1960）等电影中都是这种性格可爱的女性。这些电影当中以《情深似海》最为成功。
《情深似海》是易文自编自导的电影，故事很简单，甚至可以说是很老土。葛兰饰演香港豆品公司的职员，一天她在海边看到站在石上的雷震，她以为他想自杀，便跑去救他，结局弄出笑话，两人后来成为情侣。雷震是患有绝症的富家子，只剩下三年命，葛兰拿起勇气与他结婚，婚后更鼓励他发展自己的兴趣。从事艺术工作。当雷震的病情出奇地好转，他们亦有了儿女，一切好像很美满。雷震在一个平常的下午乘车回家，在路途中发生意外而离世。葛兰给他的爱情可以敌过绝症，但敌不过人生的无常。
绝症、车祸与富家子爱情，这三个元素放在一起可以是一个陈俗的爱情故事，但《情深似爱》给观众很清新的感觉，就算是现在重看，亦没有过时的感觉，非常感人。这主要是电影没有把爱情浪漫化。当葛兰得知雷震的病情，当晚她在床上考虑自己的未来。第二天醒来，她到海边租下一所洋房，然后勇敢地告诉雷震她希望嫁给他。是什么令葛兰要嫁给一个有绝症的人呢？雷震以为她只是可怜他，为他牺牲，但葛兰并不光是为了这样。葛兰一个人在床上，看到墙上的相片变成一张房屋招租的广告（通过溶镜），台上的笔座又变成一间雅致的洋房，这些镜头带出葛兰内心对家的渴望。如果我们联想起葛兰作为孤儿的身世，我们会更明白她的抉择，并非纯属浪漫的想象，而是她个人希望有一个家庭，哪怕这是短暂的。
《情深似海》并不是完结在车祸中，雷震的车祸其实只是轻轻带过，没有煽情的处理。雷震死后，葛兰一个人在屋中，发现一个小盒，然后很自然地说：“这是什么？”说后她感到很伤心，因为她还未习惯雷震已离她而去，家中根本没有人回答她的问题。她打开小盒，里面是雷震收藏的电影戏票、葛兰的耳环和一封没有寄出的情书，这所有的物件都记录了他们相识的经过。葛兰一边看，一边在内心说出感谢的话。到了最后，她看到自己的儿子，内心得以重新振作起来。面对着窗外的海，她说出振作的话，好像跟雷震说话一样。这一场戏的对白写得很细心，从说话到内心独白再回到说话，这个过程表达了葛兰情绪的改变，是一场很感人的片段。葛兰是一个坚强的女性，她不断为自己的生活寻找意义。
易文的第二种都市女性是充满神秘和诱惑，这明显是受到上海新感觉派的影响。在不少的五六十年代小说中，这种女性是被批评的对象，但易文让我们理解她们。《桃李争青》和《月夜琴挑》是电影方面的好例子，但我想用易文的长篇小说《金缕曲》讨论一下这个类型的女性。
《金缕曲》是195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属于海滨图书侦探丛。小说讲述文华银行的襄理文都，负责到分行查账，主要是翻查储蓄部主任陈伯良的记录，看他是否有非法勾当。小说以查案的情节切人，但很快转变为爱情故事。小说以文都的第一人称叙事，抒发他对陈伯良太太秀兰这个神秘女子的怀疑与爱慕。秀兰在小说中是一个神秘的女子，文都和读者都不知道她的真正目的：她对文都的爱是真的吗？还是她与丈夫串联的？
秀兰的形象扑朔迷离，我们只能从叙事者的视点看她，以下是两个例子：
我点燃一支烟，重重地吸了一口，把烟雾吐在她脸上。她的情感就和烟雾后面的眼睛一样，模糊而蒙胧。
当我和她相对时，我从她眼里寻找她的情感，却一无所得。她依然有一种难测的神秘……
面对这样神秘的女人，男主角失去了解读能力。小说有意思的地方是作者没有让文都一下子把秀兰判决为坏女人，反而集中处理两人在暧昧的关系下的互相猜度。文都一边爱着秀兰，一边又怀疑她。我们试看一看这一节：
“伯良在哪里？”
“他被警察抓去了。”
她说得很轻，满不在意的样子。我一惊，立刻想到的是：她真把我当作一个傻瓜，需要时哄骗诱惑我，而我却一直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意识到大祸临头，她的冷冷的眼睛使我发抖。
小说的叙事是由神秘的秀兰所控制，文都虽然知道伯良被警察抓了，但他摸不清当中的原因，他所有的行动都好像是在计划之内。文都的感情也是给秀兰拉着走，他的内心分成两半，一个叫他继续爱，一个叫他停，“一个教训著另一个，然而教训仍是浪费”。易文的神秘女人，让男性更能体会人生的痛苦。她的存在并不是要让男性驯服她，让她改变过来。易文对都市女性的看法，与同时代的南来作家不太相同。
四、大时代下的个人叙述
因政局动荡而令家庭拆散、夫妇分离的故事，在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电影中比比皆是，例如1950年放映的《珠江泪》，戏中的牛哥和牛嫂在抗战胜利后受到无良官员的迫害而劳燕分飞，从乡间辗转逃到城市谋生，遇上悲惨的命运。这出电影能够让我们认识当时的社会面貌和市民生活。然而，这类电影有时太容易把问题归咎于社会，个人总是成为大时代的牺牲品。例如，《珠江泪》中的牛嫂角色不幸被无良官员奸污，最后善良但守旧的丈夫不能再接受她，甚至奚落她，牛嫂只好求丈夫原谅。牛嫂内心的委屈其实是需要多点探讨的，但电影欲言又止。然而，在类同的大时代小爱情的课题上，易文有不同的处理。
1952年放映的《闺怨》由严幼祥导演，改编自易文的连载小说。易文虽然亲自改编，但总体的成绩未见理想。电影的叙事松散，缺乏说服力。但电影通过环境气氛着力描写女主角（欧阳莎菲饰演）在传统婚姻与浪漫爱情之间的矛盾，这种叙事视角是当时香港电影少见的。小说与电影最大的不同是后者删减了时代背景的部分，可能是电影想减少社会现实的元素，渲染爱情文艺的色彩吧。但小说有趣的地方正是这种既有大时代的情绪，而又不失个人的选择。
小说《闺怨》在《星岛晚报》连载（17-1-1952至26-3-1952）（电影于同年5月30日公映，可见制作很仓促），小说讲述素莲和竟成本是一对情人，爱国的竟成在香港沦陷时期不想受敌人的统治而赴内地做文化工作，素莲与家人留在香港。不久素莲为了安定的生活和弟弟的学费而嫁给他们的同学玉章，生有一女小莲，住在浅水湾。抗战胜利后，竟成回来香港，过着颓废的生活，过往的政治梦想幻灭。一天，素莲和竟成在路上相遇，旧情复炽，经常相约在跑马地的立茜咖啡室，在下雨天听着马斯内（Massenet）的“沉思曲”，相对无言。素莲每天对着没有爱情的丈夫和势利的家婆，感到生活没有意义，决定逃离家庭跟竟成在一起，更安排妙计假扮在意外中过逝。两人计划到南洋过新生活，岂料小莲病入膏肓，素莲偷偷回家探望爱女，被家婆和丈夫发现，大吵起来。最后小莲不幸过逝，素莲在争吵中误杀玉章，被判入狱五年。素莲出狱后万念俱灰，离开香港到澳门与弟弟过新生活，怎料竟成已经在澳门码头等着她，两人辗转分隔了十多年，最后得以重聚。
这是典型的大时代的爱隋故事，但仔细探究素莲与竞成分开的原因，其实并不全因为政治的动荡。竟成这个人物更贴近当时典型的浪漫爱国青年，素莲却跟他不一样。素莲选择嫁给富有的玉章是她自己的决定，她是渴求安稳的传统女性，物质和生活条件对她很重要。在重遇竟成后，她曾有这样的幻想：
我忽然奇怪地想到，假如我是和竟成结婚的，我相信我们一定是很幸福，即使他比较穷。他的爱情必然是隽永的。每一次的结婚纪念日，他会伴着我上夜总会跳舞，他会微笑著祝我快乐……（26-1-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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