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到香港：南来文人易文的作品初探

　　前言
　　易文（1920-1978），原名杨彦岐，1949年从上海到香港定居，从事报纸编辑、小说创作等工作。他于1955年正式加人国泰影片发行公司当编导，易文能编能导能填词，曾参与制作的电影近九十部，曾为近二百首歌曲填词。另外，杨彦岐以易文、诸葛郎、晏文都、辛梵及杨望年等笔名发表小说及散文，出版短篇小说集《真实的谎言》《笑泪集》；长篇小说集《金缕曲》《彗星》《幽梦影》等等。他还有不少报纸连载小说，如1949年在《星岛晚报》连载的《一丈红》，等等，及不少尚有待发掘的作品。易文既是文学作者，又是电影编导。从少年启蒙时期开始，文学与电影在易文生命中已是同步发展的，互相影响。易文生于官宦世家，1920年生于北京，五岁随父母移居上海。父亲杨千里曾任无锡县知事、江苏省吴江县等公职，也是书法和篆刻的名家。在书香门第的影响下，易文九岁读《聊斋志异》，十一岁读童话集《爱的教育》及鲁迅的《呐喊》，十二岁开始投稿于开明出版之《中学生》杂志。易文十五岁开始对电影产生兴趣，尤其对美国电影《一夜风流》（ItHappenedOneNight，1934）留下深刻的印象。易文对电影的热爱可以从他十七岁（1936年）撰写电影剧本《时代中》看到。当时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征求电影剧本，易文投稿，但未获采用。易文对于文学与电影的兴趣从少年时期已经开始盟芽，另外。他既爱读鲁迅，又接受荷李活电影，这种雅俗不分的品味，日后令他更能接受香港的流行文化。
　　2009年，香港电影资料馆举办了易文电影回顾展，名为“儿女情长”，放映易文从1952年到1970年的电影；展览厅更展出易文的文稿、生活照、印章和日用品等。易文的三位儿女为了这次回顾展更从外地回港，与香港观众见面，畅谈与父亲的相处。这次回顾展最重大的意义是《有生之年：易文年记》的出版，易文在年记写下了上海和香港的生活与情感，更记下了那一代文人曲折和感人的经历。这些资料让我们进一步理解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南来文人在香港的情况，引发更深入的讨论。
　　易文与当时不少南来文人有着共同的经验和感受：他们活在左右政治的环境，或多或少影响了他们的创作；他们在不稳定的时局中经历亲人的离散，这些伤感的往事令他们的人生留下抹不掉的阴影；在现实生活上，他们在香港这片异地重新建立新的生活，发展他们的文艺事业，当中遇到很多不顺景的地方。五六十年代香港的南来文人的作品多思考贫与富、乡与城、旧与新、男与女、群体与个人等问题，易文的作品同样关心这些课题，但因为他较能融入香港文化，他的作品与典型的南来文人作品不一样。易文是研究50年代从上海到香港的南来文人不可遗忘的重要人物。以下，本文就现阶段所能找到的小说及散文初步讨论易文作品的特色，旁及他的电影作品，分析作品中对香港的看法、左右文化的矛盾、都市女性形象及时代与个人等课题，从中指出易文如何为南来文人的塑像注入新的线条。
　　一、易文的香港
　　上世纪50年代不少南来文人对香港有很多批评，从他们的小说和散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香港总是被描写为生活困难、充满陷阱和漠视文化的城市。对于远离家乡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批评是可以理解的。易文对香港的看法又如何呢？
　　易文第一次来香港是1940年。他乘坐太古邮轮来港，船驶到中环海上，他在年记写到“初见海上山市，大感异趣”。在香港住了半年后，他写了一篇散文名为《香港半年》。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香港的生活观察入微，处处与上海比较，例如他写道：“香港晴雨无定，早晨即使天高气爽，也不敢不带雨衣。我在上海视雨衣为讨厌物，到了香港每日必携。”有时两地的比较，亦带出对香港直接的嘲讽：“从上海到香港的人都会有两种感觉，一是地太小，二是人太笨。……近三年来，上海有什么，香港便也想有什么。甚至于上海有百乐门舞厅，香港也要来一家，虽然香港的这家只及到上海那家的百分之一二。”易文当时到香港的批评是明显的，他站在文化的高位来看这个尚在发展中的城市。然而，他在1949年再来香港，正式开始他人生的另一页，他在这个时期所写的小说和剧本，可以看出他对香港的感情日深，与其他南来文人比较，他尝试融入香港的环境。
　　电影《温柔乡》（1960）是易文自编自导的电影，充分表现出易文对香港的感觉。电影中女主角丁小圆（林黛饰）是一个从内地第一次来香港的女子，她希望可以嫁给在香港生活的表哥（张扬饰），奈何表哥是个花花公子。电影写活泼的表妹如何打败表哥众多的情人，令表哥真心地爱上她。《温柔乡》是爱情轻喜剧，这电影类型是电懋的拿手好戏了。电影的第一场很重要，让我们看到外来人对香港的看法。
　　电影从邮轮上的香港夜景开始，然后接到香港的街景，包括繁忙的街道和湾仔酒吧的霓虹招牌等，是当时典型的香港形象。电影的声音配以一首轻快的歌曲，唱道：
　　这是一个好地方/大家叫它人间天堂/它白天是繁华市场/到晚上变成了温柔乡/究竟哪里是温柔乡？/灿烂灯光叫人眼花缭乱/哪里去寻找那温柔乡？
　　然后，电影镜头接回正乘坐邮轮来香港的女主角，船准备泊岸，我们看到丁小圆充满期待的表情，歌声继续：
　　这是一个好姑娘/鼓起勇气走上恋爱战场/她能不能打个胜仗/找到她的温柔乡
　　这首《温柔乡》的序曲由綦湘棠作曲、易文填词、静婷主唱；歌声与画面的配合带出电影的主题。电影好像借丁小圆的爱情来讲一个外来人如何适应香港的故事。香港在电影中是一个怎样的地方？香港是一个繁荣的、充满吸引力的地方，我们在画面和歌词中可以看到、听到。但香港是否是一个温柔乡？对这个带点乡土味的小姑娘来说，香港是否是一个安居之所？歌曲与画面的叙事有不同的方向，画面是灿烂的夜景，但歌声却对灿烂的画面表示怀疑，经常发问“究竟哪里是温柔乡？”
　　电影的序曲奏完了，有一个陌生的男子前来搭讪，聪明的丁小圆告诉他自己的未婚夫会来接船。那个男子便没趣地离开了。对于丁小圆这个女性来说，晚上的香港有几分神秘和危险。她对于陌生的香港有防备，对于表哥复杂的男女关系并不认同，但有趣的是，她没有摆出一个道德严正的态度，她没有离开香港回到内地。其实，她对于香港是充满好奇的，她一方面在表哥的迷幻派对匆匆离开，但回到房间后却用好奇的眼光偷看派对中男女的身形。丁小圆最后成功夺取表哥的爱情，香港亦成为了她的温柔乡。
　　二、易文与左右文化
　　也斯在讨论20世纪60年代香港文化的时候，指出“如果说五十年代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对立结构比较明显，六十年代由于种种矛盾势力的彼此渗透与调和，已经再难用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去作出恰当的分析。”也斯对60年代的观察让我们重新思考政治立场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其实不光是60年代，易文亦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让我们重新审视香港50年代的左右政治文化的局面。易文是电影戏剧自由总会的策划人；他的电影又经常得到台湾的支持和肯定，例如《关山行》（1956）是台湾中影的制作。易文是所谓的右派文化人，但他的艺术创作不囿于某一政治圈子。《易文年记》提供了左右派文人相互交往的资料。易文在三十一岁那年（1950年）写到他与袁仰安的长城电影公司的合作经过：
　　袁为我十一叔锡镠挚友，五年前我返上海，袁正主持《良友》画报，曾约我写稿，对我的作品大为激赏。遂亦邀约相助，时相遇说。袁约我编写电影剧太……
　　其后易文为长城以不具名编了《淑女图》（1952）和《孽海花》（1953）；《淑女图》最后转由泰山影业公司的卜万苍拍摄。易文在《星岛晚报》连载的连图小说《一丈红》的版权也卖给长城，最后由瑛业影片公司改编为粤语片。从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看到50年代的香港的左右派文人会打破文化的界限而合作。我想在这个文化背景下解读易文的长篇小说《彗星》。
　　《彗星》1952年由大公书局出版，这是一本不太像易文风格的小说。但如果把小说放在50年代初他与长城合作的脉络中看，我们或许可以明白过来。彗星是讲一个女性堕落的故事，读者或会联想起曹聚仁的《酒店》或赵滋蕃的《半下流社会》，香港是一个充满陷阱的城市，女性会在花花世界中迷失自我。《彗星》的女主角罗明雁本是一个纯朴的姑娘，但来了这个城市，当了电影明星后，便沉迷于虚荣中，最后因此而失去家庭、丈夫和儿女，更沦落到拍情欲片。
　　小说中商业与艺术、雅与俗的对立是很明显的。罗明雁的丈夫康年是学校的音乐教员，他热爱正统的古典音乐。小说是从他的角度批评商业流行的音乐与电影。小说写道：
　　他不希望雁明成为一个庸俗的“歌唱明星”，至少，他目中的雁明应该是一个脱俗的真正的“歌唱家”。但是电影公司要的只是一个“明星”，不是一个
　　“名家”。这其间的距离常常使康年感到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