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区间税负差异与社会安定(2)

　　2.抚恤和社会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可以减缓或抵消税负差异对社会安定的影响，因而在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的国家，税负差异和社会安定之间的关系较为显著。为此，本文认为社会保障水平与社会安定团结负相关。
　　3.城市化水平
　　本文用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作为城市化水平的替代变量。城市的人口流动性较大会加剧城市管理和犯罪预防的难度，我国处于大规模城市化阶段，而社会保证水平和城市管理水平较低，因此，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不利于社会安定。4.教育水平
　　教育可以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和综合素质，提高犯罪的机会成本，降低案件发生率。于是，我们以各省的受教育年限作为教育综合水平的测度变量，且认为其符号为负。
　　5.人均实际GDP
　　人均实际GDP是一个关键变量，能够显著影响社会安定水平（Kelly，2000；Messner，2002）。人们收入水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不仅能够提高人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能够有效增强国力，从而提高社会安定程度。因此，我们预期其的回归系数符号为负。
　　6.总人口
　　人口不断增多产生的拥挤效应，使作案者被抓获的可能性降低犯罪范围却在增大。而且，失业人口的无序流动、老龄化、地区间贫富差异以及其他社会矛盾都是问题。人口众多会加剧人们对有限资源的竞争，社会冲突产生从而冲击社会安定，因此，该变量的回归系数值为正值。
　　7.离婚率
　　家庭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安定状况。家庭的不稳定程度直接体现在离婚率的上升上，不仅对儿童成长不利而且单亲家庭也是社会安定的不利因素。因此，我们预期该变量的回归系数值符号为正。
　　以上数据除了平均受教育年限外，均是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各年统计年鉴处获得。
　　四、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1994-2010年的面板数据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式（3）中
　　我们通过F检验和Hauseman检验最终选取了固定效应估计模型，其回归结果大部分均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组间判定系数大体位于60%-80%之间，说明模型估计的优良结果。表1具体的回归结果中：（1）不论是以侵财案件还是以暴力事件为代表的社会安定程度，其与宏观税负的三个指标均表现出了明显的正相关。以侵财案件为例，核心解释变量（政府收入差异、财政收入差异和税收收入差异）每变动1个单位，将导致侵财案件分别上升0.1231、0.1402和0.1821个百分点，进一步说明地区宏观税负差异的扩大将通过扩大收入不平等、机会不平等等方式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公平地实现；（2）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中，失业率、城市化水平、总人口和离婚率与社会安定的关系为正，福利支出和受教育年限对社会安定的关系为负，与理论结果一致，具体机制本文不再具体分析。
　　另外，为了控制模型的内生性，本文以宏观税负差异的滞后一期和二期为工具变量利用TSLS方法进行进一步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模型判定系数有所下降，Sargan检验说明了工具变量选择的合理性，Hauseman检验使我们选择了随机效应模型，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却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了模型的稳健性。
　　五、结论
　　针对日益严重的宏观税负差异和社会安定问题，现有研究大多不是直接考察宏观税负差异和社会安定之间的关系的。因此本量化了社会安定，并通过泰尔系数和面板模型估计了地区宏观税负和社会安定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不断扩大的地区宏观税负差异不仅能够通过收入扩大收入差距，还可以通过差异化公共资源、机会不平等等方式加剧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
　　要实现社会公平和安定。首先，要遏制税负不平等状况的加剧，控制各地区各阶层人群收入差距增大问题，同时加强政府和社会的公共服务来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其次，大力发展社会政策，从根本上改善社会环境，公平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最后，提供平等发展的机会，以提高社会成员的社会认同度，避免社会冲突，从而形成安全、公正、稳定、和谐的安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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