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区间税负差异与社会安定

　　摘要：针对日益严重的宏观税负差异和社会安定问题，现有研究多是通过收入不平等间接地衡量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而鲜有文献直接考察宏观税负差异和社会安定之间的关系。鉴于此，本文根据相关的研究成果量化了社会安定，并进一步通过泰尔系数和面板模型直接估计了地区宏观税负和社会安定之间的关系。模型结果表明：不断扩大的地区宏观税负差异不仅通过收入扩大收入差距，还可以通过差异化公共资源、机会不平等等方式加剧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税负差异；社会安定；泰尔指数
　　一、引言
　　1994年中国推行税制改革，有力促进了我国经济近十几年来高速的经济增长和稳定。合理分权的理念不仅能够有效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还能有力促进地区发展和增加全国范围内的税收。然而，我国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却在越拉越大，这给社会稳定带来不小隐患，而其根源究竟是什么，这就是本文的研究方向。
　　税负的地区差异现象经过一系列的反馈和放大机制会产生较大影响。例如，税收差异使地区间个人收入和企业发展不平衡，导致地区间收入不平等，而社会分配不均更加显著，从而加剧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林颖（2010）发现我国2005年后，扩大的税收差异使地区发展差距拉得更大。
　　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有力保障和坚实后盾。而影响社会安定的因素分为国外因素和国内因素，而经济的发展水平是国内因素的核心。良好的国内经济结构是保证社会安定的重要前提，地区间协调发展是社会经济整体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础。
　　税负差异化是地区间发展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李永友（2005）指出降低地区间的税收扭曲程度有助于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白雪梅（2007）认为缩小贫富差距对社会的安定有重要意义。目前的文献研究多是对收入与社会安定或者经济发展，或者是税负与经济发展、与收入状况的关系，而本文着眼于研究地区间的宏观税负差异与社会安定状况的关系而展开的。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国家宏观税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大多着眼于讨论宏观税负差异与收入不平等、经济增长状况的关系，以及收入不平等与社会安定之间的关系。
　　（一）宏观税负差异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
　　对于税收状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不少学者得出了税收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的结论，例如马拴友（2001），黄海梅（2006），安体富、岳树民（1999），孙峥嵘、马颖（2007）等。
　　另外，有些学者认为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并不显著甚至认为二者有正向作用。张伦俊和陆建华（2001），张文春、刘宇（2001）都认为税负的适度和平衡会影响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
　　郭庆旺、吕冰洋（2004）指出税收对要素收入分配显著影响地区间收入水平，促进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而抑制中西部。王克群、汪华祎（2010）指出税收能够缩小个人收入差距，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的矛盾。他们认为应该充分发挥税收的积极作用，有效调控和解决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
　　（二）收入不平等与社会安定之间的关系
　　大部分的研究将社会冲突和犯罪率等变量作为表现社会安定状况的指标，由此反映出收入不平等与社会安定之间的关系。国际上，Manoucher（1976）、Daly（2001）认为收入不平等会引起社会冲突，引起犯罪发生。Messner等（2002）也发现收入不平等与凶杀案件发生率之间的正相关。
　　在中国，王少瑾（2008），胡联合（2005）等指出收入不平等的水平与各类犯罪案发生率显著正相关。吕龙菊（2008）则指出一定程度的收入不平等有助于激发人们的积极性，有其存在价值，但需要政府的不断调整。
　　总之，在税负差异与社会安定的直接关系方面研究不多。只有龚五堂，陈江进等（2010）在一定程度上将税负与社会平等、社会安定联系起来了，但是并未直接解释，那么税负除了影响收入不平等之外，是否还存在着其他的机制影响社会安定？对此，本文展开了研究。
　　三、实证方法、变量和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面板估计模型对税负差异与社会安定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解释和被解释变量包括：
　　（一）社会安定的测度变量
　　本文因变量为社会安定。其测度有客观和主观指标：客观指标，包括各种社会冲突、各种犯罪、事故灾害等；主观指标，即社会心理。鉴于影响力和数据获取难度，本文以中国历年侵财案件发生率（起/10万人）和历年暴力案件发生率（起/10万人）作为测度变量。
　　（二）宏观税负差异
　　首先用地区税收收入占地区GDP的比重求得地区宏观税负，在基于泰尔指数的计算方法求得宏观税负差异，其具体计算方法为：
　　其中，表示第i省税收收入占该省GDP的比值。同时，泰尔指数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
　　（三）控制变量
　　1.城镇登记失业率
　　失业与社会安定之间的关系较为直接，失业率的上升对于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总体的社会和谐均将会产生较为不利的影响。失业率增加会增强对社会或政府的不满情绪，失业者可能会通过某些非法手段来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因此，社会对于社会安定的影响还亟需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