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控制制度变迁的演化博弈分析(3)

　　=X[Y（A+θ△U）+（1-Y）（A-△V1）]+（1-X）[Y（A+△W1）+（1-Y）A]（1）
　　由此可以得出政府的复制动态方程如下：
　　F（x）=■=X（U11-U1）
　　=X（1-X）[Yθ△U-（1-Y）△V1-Y△W1]
　　（2）
　　同理可得企业选择积极推动内部控制制度变迁和消极应对内部控制制度变迁策略的期望收益分别为U21和U22，则：
　　U21=X[B+（1-θ）△U]+（1-X）（B+△V2）；
　　U22=X（B-△W2）+（1-X）B
　　企业的期望收益为：
　　U2=YU21+（1-Y）U22
　　=Y{X[B+（1-θ）△U]+（1-X）（B+△V2）}（1-Y）[X（B-△W2）+（1-X）B]（3）
　　由此可得企业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Y）=■=Y（U21-U2）
　　=Y（1-Y）[X（1-θ）△U-（1-X）△V2+X△W2]
　　（4）
　　由政府的复制动态方程，当F（x）=0时，解得Y■=■，这时X■在区间[0，1]内全部达到稳定状态；当Y*≠■时，X■=0和X■=1是两个稳定状态。当0≤Y■<■≤1时，X■=1是进化的稳定策略；而当0≤■同样可以由企业的复制动态方程得到，当F（Y）=0时，解得X■=■，此时Y■在区间[0，1]内均达到稳定状；而当X■≠■时，Y■=0和Y■=1是两个稳态；当0≤X■<■≤1时，Y■=1是进化的稳定策略；而当0≤■将以上局中人的复制动态方程结合起来，放到二维图（图1）中进行分析演化博弈的稳态，其中有五个均衡解点：（积极推动变迁，积极推动变迁）、（积极推动变迁，消极应对变迁）、（消极应对变迁，积极推动变迁）、（消极应对变迁，消极应对变迁）、（X■=■，Y■=■）。
　　在区域B内，政府选择积极推动变迁的概率在区间[■，1]内，而企业选择积极推动变迁的概率在区间[0，■]内，有限理性的个体最终会收敛于均衡点（1，0），即政府积极推动制度的变迁，企业消极应对制度的变迁；在区域D内时，则政府选积极推动变迁的概率在区间[0，■]，内，而企业选择积极推动变迁的概率在区间[■，1]内，有限理性的个体会最终收敛于均衡点（0，1），即政府消极应对制度的变迁，企业积极推动制度的变迁。在区域A和区域C内，其稳定状态不存在。
　　通过上面的演化博弈分析可以初步得出在演化博弈的过程中，博弈双方的均衡策略更多地取决于双方的力量（即采取相应策略的概率）对比，均衡策略的最终形成会偏向于相对权力大的博弈方。结合我国内部控制规范的变迁情况，企业在内部控制相关规范制定过程中的话语权相对较弱，而政府拥有着绝对的权力优势，中国内部控制制度的变迁自然会向拥有权力资源大的政府一方倾斜，也就是说我国内部控制变迁过程中政府处于主导的地位，而企业处于从属地位。
　　上面分析了博弈双方的权力对比不变的时候，博弈均衡解的情况。下面对局中人的力量发生变化时进行分析。如果政府的权力资源相对增加时，那么企业的权力相对来说会较前面的分析中有所减小，例如政府对企业实行完全的行政性指令就是最极端的一种情况，那么X■相应地增大。假设为X1■，且X1■>X0■，此时的Y■就会相应地减小；假设为Y1■，且Y1■Y0■，此时的X■就会相应地减小；假设为X2■，且X2■四、内部控制制度变迁演化博弈分析的启示
　　通过上面的博弈分析，可以看出博弈双方在相对权力发生变化时，博弈均衡解也会发生变化，当其中一方在博弈过程中的权力相对增加的时候，那么博弈局中人权力的增大会使得博弈的均衡解演化为对自身更有利，制度变迁就会朝着他们希望的方向演进，最终在博弈中收益越大。那么针对政府作为供给主导，企业只是制度的接受者甚至是消极的接受者的情况，自然有它的合理性，例如；增加制度的权威性；政府作为制度的推行者会承担改革的巨大成本，而作为分散的企业主体暂时是没有能力承担的。但是我们要看到政府主导变迁的模式存在一些弊端。首先，作为制度变迁的政府一方，它可能依据自身的喜好随意变迁制度，忽略了企业作为接受者的利益，较极端的情况就是制度的频繁变动，缺乏稳健性，实现帕累托最优更是无从谈起；其次，企业作为被动的接收者，如果制度的设计损害了企业的利益，他们就会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反抗，从而违背了制度设计的初衷，一方面是政府在制度设计与推行过程中的成本成为纯粹的消耗，没有相应的收益增加；另一方面政府与企业的冲突与矛盾会产生大量的交易费用，即使制度最终得到施行，制度原本带来的收益也会大打折扣。
　　针对现阶段的实际情况，结合上述分析从中得到的相关启示与建议如下：
　　首先，转变政府主导变迁的模式，为政府与市场机制共同主导的变迁模式。在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博弈局中人的最终稳定状态取决于自身拥有谈判权力的大小，在我国市场经济制度还不甚完善的今天，政府对于经济的宏观调控权力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企业与政府在谈判权力上的对比，明显处于劣势，这也是现阶段政府主导内部控制变迁模式存在的原因。但是，在这种模型下有它的弊端，如何减少不利的因素，加快我国内部控制规范的完善就成为主要任务。可以尝试从以下几点来进行，一是促进行业协会的形成，从而加大企业方作为制度的需求者在制度制定过程中的谈判力量，更多地考虑到企业的真实诉求，这方面可以借鉴英国的经验，他们成立了伦敦工业协会来增加企业在制度制定过程中的权利；二是将政府相关部门制定内部控制及相关规范的权力部分或者全部的转移到一个介于政府与企业的第三方组织中去，第三方可以通过对市场活动的调查和研究，制定出适合的相关法律法规，这方面的例子如美国的反虚假委员会。这一权力的转移需要循序渐进，改革方式和节奏的合理选择会降低改革的成本，更快地实现改革的目的。
　　其次，由外生、强制性的变迁转变为企业内生、自觉性的变迁。内部控制建设的本来目标是提高企业风险防范能力，促进企业战略发展目标的实现，而针对我国现今阶段企业对内部控制的态度以及实施的完善程度而言，内部控制似乎成为了政府加诸于企业的枷锁，企业在不同程度上出现消极怠工的现象。追究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执行的成本大于收益，政府未曾关注到企业的切身利益，相关激励政策、指导政策的缺失等。那么政府应该针对企业执行内部控制规范过程中的困难适时进行指导，使内部控制制度变迁的真正动力来自于企业自身，变外生、强制性的变迁为企业内生、自觉性的变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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