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与政策的关系浅论(2)

　　法律功能如：告示，即法律将国家关于人们应当如何行为的意见和态度昭示于天下，使人们对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做出判断；指引，即法通过规定权利义务的方式以及违反法律规定应承担的责任来引导人们的行为方向；评价，即法律作为一种行为标准和尺度，具有判断、衡量人们行为的作用，成为人们对事件和行为的是非善恶做出判断的依据；预测，即人们可以根据法律规定预先知晓或估计到人们相互间将如何行为；教育，即法通过把国家或社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凝结为规则、原则等固定的行为模式和法律符号而向人们灌输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以达警示教育之功效；强制，即法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通过国家公权力机关的具体职能实现对违法行为的制裁[2]200-202。

　　通过以上对法律与政策功能的概括，可以看出法与政策在功能上虽有不同，却也有交叉，如政策的导向功能与法律的指引作用。尽管如此，二者在其功能运转的内在机制上是截然不同的。德沃金认为原则和政策有着重要的区别“政策是有关必须达到的目的或目标的一种政治决定，一般说来是关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或社会特点的改善以及整个社会的某种集体目标的保护或促成问题。原则是有关个人（或有若干人组成的集团）的权利、正义或公平的要求，或其他道德方面的要求。”[3]322-323也就是说政策是为集体目标的达成，法律是为个体正义的实现，由此决定了二者在其价值取向的实现机制上也是不同的。“法是以权利和义务的双重机制来指引人们的行为、调处社会关系的，并且是在权利和义务的互动中运行的。”[2]98政策则是靠政策主体，即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策制定、执行、评估和监控的个人、团体或组织，在一定的政策环境下，针对政策客体，即政策所要处理的社会问题和所要发生作用的社会成员，依据事先拟定的价值目标进行主动的规范性调整。其在客观上表现为政策系统的运行[1]55-69。

　　三、法治社会需要政策

　　虽然说法治社会是法律统治的社会，但是法治社会的运作同样离不开政策。

　　（一）法律本身的局限性需要政策来弥补

　　“法只是许多社会调整方法的一种。法是用以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方法，但它不是唯一的方法。除法之外，还有政策、纪律、规章、道德、民约、公约、教规及其他社会规范，还有经济、行政、思想教育。”[2]87法治是法律至上之治，法治国家是崇尚法律，并主要依靠法律来实施社会治理的国家，但是法律至上并不等于法律万能，除法律之外还有其他社会规范和行动准则对人们的行为和社会发展的动向进行调整和指引，如：道德、风俗、习惯等等，政策无疑也是其中之一，这是由法律本身的局限性所决定的。法律本身具有保守性、僵化性和限制性的特点。政策的灵活性恰恰能够弥补法律的僵化性这一局限。

　　（二）政策对法律进行解释，填补法律漏洞，具有指导作用

　　法律本身的漏洞不可避免，“第一，法律调控对象的复杂多变，使得法律具有天然的滞后性特征。这可能又包含两层含义：（1）人们关于法律的思考之历时性变化，使得原有法律存在一种时代的不适应性；（2）新生事物的不断诞生，又使得原有法律显得力不从心。第二，法律所具有的抽象性、概括性和不确定性，使其无法满足具体个案的需要。第三，人类理性能力的局限性，使得立法者永远不可能制定出一部完美的法典。”[4]于是也就有了对法律进行解释的必要。

　　德沃金在谈到作为法的一部分之原则与政策之间的关系时说：“政策和原则的作用是不同的。一般来说，任何复杂的立法法案都需要考虑政策和原则两个方面……一个主要依靠原则的法案，例如，反对种族歧视的法案，在对政策产生严重后果时，这种权利就不能成立，因而该法案中可能规定：平等雇佣的权利在证明特别有害时即不予适用。……对反对种族歧视法案来说，权利来自原则，但以政策作为条件。”[2]87可见政策恰恰可以成为法律解释的一项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