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与城市：对中国古代诗歌中一对空间意象的考察(3)

　　就感情色彩和价值判断而言，新兴的城市意象和传统的乡村意象似乎构成了两个极端：在表现物的时候，城市意象突出的是高大的宫殿和宽广笔直的大道等人工景观，其目的在于营造一种使人"震惊"的心理体验；而乡村意象突出的是青山、流水、花草树木等自然景观，其目的在于营造一种可以使人"怡情乐性"乃至"悟道"所需要的心理氛围。在表现人的时候，城市意象或者侧重于贵族阶层生活的骄奢淫逸，或者侧重于普通人面对城市的灯红酒绿而产生的感慨与无奈，而农村意象则或者突出农民生活的艰难困顿，或者突出农民人格的质朴淳厚。在这个看似不经意而形成的对照中，城市意象更多地与欲望、权势等否定性的价值判断相连，城市被看作是一种与合乎儒家价值观的生活方式相疏离、悖逆的"名利场"；而乡村则被看作是体现士大夫人生理想以及能更好地强化士人的道德素养的一种合乎生命价值本身的存在。

　　唐诗中这种致力于表现城市生活的奢华浮躁，视城市为富贵场、名利场的倾向，不但被后来的诗人所继承，而且进一步使其明朗化，以至于成为诗人在建构城市意象时的基本模式。以宋诗为例，当诗人们表现城市生活时，首先想到的就是纸醉金迷的享乐生活：

　　一馔费千金，百品罗成行。（欧阳修《送慧勤归余杭》）

　　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王安石《归叟诗话》）

　　龙津观夜市，灯火亦煌煌。（苏轼《牛口见月》）

　　十里绮罗春富贵，千门灯火夜婵娟。（朱淑真《元夜》其二）

　　在词里，城市生活的享乐特征表现得更为直接。如：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柳永《望海潮》）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李清照《永遇乐》）

　　唐诗里已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阶级对比。在宋诗中，这种对比进一步和城市/乡村的地域差别联系起来。比如苏轼《许州西湖》有"但恐城市欢，不知田野怆"句，最著名的还是长期以来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北宋诗人张俞的那首著名的《蚕妇》：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同杜诗相比，罗绮者/养蚕人之间的阶级对立被直接和城市/乡村这一对空间意象联系起来。给读者的印象，仿佛豪奢的城市与贫困的乡村之间的差别，就是不劳而获的剥削阶层和终日劳作却依然贫困的农民之间的差别。

　　需要指出的是，只要翻检一下唐以后各朝的诗歌集，就会发现尽管唐以后出现了许多描写和表现城市的诗歌，但是和表现乡村的诗歌相比，其数量却要少得多。然而，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城市没有受到关注。事实上，只是在被奉为文学正宗的诗歌中城市意象的出现频率才低于乡村意象，而在被视为"小道"之作的词和小说里，城市则当仁不让地充当着主角，乡村反倒成了配角。

　　三、士人价值观与作为"言志"对象的乡村和城市

　　如果从作者的角度看，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明显但却耐人寻味的矛盾：创造上述乡村意象和城市意象的诗人，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士人。除了个别特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担任过官职，基本上居住在城市且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可是，这些已经脱离了直接的农业劳动的士人，却在自己的诗歌里表现出一个基本一致的倾向--批判他们所生活的城市而将关怀与理想投向乡村。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答案只能从诗歌在古代社会所具有的特殊功能和士人的公共价值观之关系方面去寻找。

　　众所周知，文学虽然是现实的反映，但这是经过了作家主观加工过的反映，在"生活"与"文本"之间还有一个作家"意识形态"的中介。因此，与其说文学作品表现的是"现实"，不如说它表现的是作家的"观念现实"，即在一定的价值观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吕西安·戈德曼（LucienGoldmann）认为的那样，文学其实是作家所属的那个社会集团所共同拥有的超个人的精神结构的产物，而且愈是杰出的作品便愈能清楚地表达作家所属的那个社会集团的世界观、价值观。戈德曼的理论提醒我们，对于诗歌中的乡村意象和城市意象，不能简单地从"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这一角度进行说明，而应该将其视为处于文学生产过程中的诗人这一特殊的生产主体所创造、建构起来的对乡村和城市的叙述，因而应该从叙述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角度进行解读。

　　在古代中国，诗歌的基本作用是"事父事君"。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诗歌必须在内容和风格上符合一定的要求，即孔子所谓"思无邪。"（《论语·为政》）。何为"思无邪"？朱熹的解释是："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13〕"正"，就是从孔子开始的儒家知识分子对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最基本要求。只有符合这个要求的文学，才能和政统、道统构成维持封建秩序的三位一体。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从汉代儒家思想确立独尊地位开始，经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儒家的风教说一直是士人们共同承认的基本共识。在西方文学思想大规模进入中国之前，其地位在二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从未被真正动摇过。不理解这一点，就很难理解写诗为什么会在士大夫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很难理解为什么诗的地位要远高于词、曲、小说这些"小道之作"，当然也很难理解为什么会在诗歌中形成那样的乡村意象和城市意象。

　　诗所以具有上述重要性，关键在于它能言"志"。这"志"究竟是什么呢？简言之，"在先秦礼乐思想的学理背景下"，它指的不是个人内心的自然情感，而是"后天培养形成的主观意志和价值意识"。〔14〕对于士人而言，就是使得士之为士的那种核心价值观。从《论语》和其他儒家经典来看，这个价值观集中到一点，就是对"道"的求索和实践。孔子云："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又云："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然而，诸子百家各道其道，孔子之道与其他各家之道又有何不同呢？一言以蔽之，曰仁而已。仁包括向内和向外两个方面，向内即不断培养自己以"仁"为中心的君子人格，向外即将这种人格施行在自己的行为中以达到为天下开太平之目的。这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内圣外王"之道。在这里，"内圣"是根本，是体；而"外王"是目的，是体之用。韩愈《答李翊书》所谓"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煜"〔15〕，即此种思想之文学表述。

　　"内圣"以培养"仁"为目的，然则"仁"又为何物呢？孔子答樊迟之问曰"爱人"（《论语·颜渊》），孟子论君子所以异于人者曰"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此所谓爱，非男女之情爱，而是以父母兄弟之间与生俱来的血缘之爱（孝悌）为核心，推己以及人，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仁慈之爱。和西方历史上家（私人领域）与国（公共领域）的区别不同，中国古代社会建立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家国同构秩序之上。在这种人伦秩序中，政治管理者被视为所治之民的父亲，他的权力和义务都类似于一位父亲在家庭中的权力和义务，而"仁"就是对这种权力和义务在道德层面上的一个总的概括和要求。对于儒家士人而言，这种以培养、实践"仁"为核心的价值观已经积淀、内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因而与他们的实际生活条件脱离了直接的关系。

　　诗所言之"志"，就是儒家士人对"仁"的感悟和理解。这种感悟和理解既是他们获取自我认知的重要参照物，也是他们在群体中获得身份认同的重要桥梁，更是他们倾其一生追求的目标。《论语》所谓"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即指此而言。具体到写诗这一层面，就是要求"君子"在诗中对"小人"亦即普通民众--在古代其主体当然是农民--表示类似于一个父亲对孩子那样的同情和怜悯。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已近乎无意识的内在价值观，所以才出现了我们在上文所指出的奇特现象，即虽然已经脱离或者根本就没有经验过乡村生活，且儒家教义坚决反对"君子"参加体力劳动，但是诗人们却仍然将目光投向乡村，创作了大量以表现农民苦难为主题的怨刺型乡村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