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公共政策效率主导价值取向论述(2)

　　效率主导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的制度安排
　　（一）确立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
　　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以来，国民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全国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我国外交政策得到了重大进展。所有这一切，都为全党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准备了良好条件。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作出把全党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中明确指出：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间，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在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产品产量方面进入世界的前列，国民经济在现代化过程中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并要求工农业生产，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计划平均每年递增4%，在执行中争取达到5%。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制定和规划国家经济建设战略目标，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从此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获得了实质性飞跃。
　　（二）发展商品经济，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
　　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中明确指出：各级商业企业，都要推行和完善经营管理责任制；要进一步把商品调拨工作组织好；加强资金管理。按照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组织力量进行市场预测，并定期公布商情预报。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明确要"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我们这次改革的基本任务"。从而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和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1986年6月，中央在制定"七五"期间计划中加快了经济体制改革，主要包括：一是进一步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使它们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二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三是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制度。中央这些政策和措施目的是通过制度改革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掉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促进国民经济较快增长，提高经济生产效率。
　　（三）建立多种经济责任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增强企业活力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规定：肯定了"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的责任制。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中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联产到户，包产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随后人民公社开始解体，农村生产责任制推广范围迅速扩大，各种联产责任制形式迅速发展，尤其是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形式发展更快。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获得初步成功的同时，城市经济改革也在试验。城市随后进行以多种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一系列经济改革，促使社会主义多种经济责任制基本确立。中央还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合理利用外资，扩大开放，增强企业活力。1984年，中央强调要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大力扩展对外贸易，有效利用国外资金，积极引进适合国内需要的先进技术，促进国内经济技术的发展。此外，中央采取特殊政策建设经济特区，用新经济发展模式来引领中国经济的发展，鼓励和扶持多种经济形式，大力引进外资，从部分开放和逐步深入各个领域的有步骤有计划的开放，促进中国经济取得巨大的成绩。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一万七千四百亿元，比上年增长5%；国民收入一万四千三百亿元，增长了4.8%。建立和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贯彻按劳分配；推进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理顺政企关系，简政放权，扩大了企业自主权，提高了企业和企业职工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达到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率的目的。
　　事实上，这种政策在实施初期是符合了当时的社会需求和现实状况，取得较好的政策效益。随着政策进一步深入推进和发展，是否会有凸显出新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新的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来解决呢？这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效率主导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思考
　　改革开放后的一段历史时期，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发展问题。发展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效率问题。在制定政策过程中更多考虑效率因素，对公平因素考虑较少。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充分肯定效率主导价值取向。效率主导的公共政策是一种自然且必然的选择。在经济方面，效率要求一切以经济增长为中心，促进经济发展为目的，这就是经济效率的最核心的体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国家和政府资源有限前提下，将国家资源集中使用，主要用于经济发展方面，而其他方面资源投入可能被忽视。我国的改革，先是从农村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开始在城市推行企业改革、进而推进整个国民经济体制改革，采取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所有制，制定灵活的经济政策和措施，扩大开放，积极引进外资，大力发展经济，提高经济效率。
　　政策着眼于效率，导致在实践中只注重效率，忽视了公平问题。比如，在行业方面也造成了行业发展不平衡和分配的不平衡，比如教育产业化导致资源分配不均、教育享受资源差异大；轻工业和重工业发展不平衡，导致在分配方面也存在差异；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资源分配不均，促使分配不公平等。此外，国家在实施企业改革的战略中中小国有企业大部分被改制，也造成了大量国有的资源或财产流失，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还有历史事实证明先富并不能带动后富且贫富差距在进一步扩大等问题。这说明，社会不平等的因素随着社会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而在加剧，怎么办？这也是后任中央领导集体需要面对的问题，这也是下一个时期公共政策价值取向需要调整或转变的重要现实依据。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
　　3.1984年10月21日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4.1978年12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5.《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新华网，2003-1-20
　　6.1982年12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
　　7.1986年3月25日李鹏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8.1991年3月26日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邹家华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199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1年计划草案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