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公共政策效率主导价值取向论述

　　内容摘要：公共政策的效率主导价值取向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逐步确立的，是符合当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在其具体制度安排上为：确立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发展商品经济，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建立多种经济责任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增强企业活力等。这些政策措施反映邓小平的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实质。
　　关键词：邓小平效率导向公共政策价值
　　邓小平的公共政策价值取向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结晶，它代表了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公共政策价值取向。从历史看，其主导价值取向是效率。该价值取向的选择是一个历史性的艰难选择，具有某种的内在的必然性。
　　效率主导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的选择
　　（一）思想认识
　　社会主义社会里，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自然能够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使得生产力得以更高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如邓小平所说："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我们的效率是高的，我讲的是总的效率。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邓小平将效率高低作为衡量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的一个重要标准。只有证明社会主义社会比资本主义生产效率高，才能说服社会主义具有比资本主义更旺盛的生命力。搞经济建设，首要解决的是效率问题，其他政策和制度都要围绕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势必促使其他政策和制度务必服务效率和实现效率。从这可看，效率主导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在这种思想认识的指导下而产生了。
　　（二）现实发展状况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脱离了当时的农村经济发展现实，导致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农村生产力受到严重束缚。在城市，经济体制上形成了一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模式，主要弊端是：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加上新中国成立以来重视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发展，使得国民经济发展处于严重比例失调，又由于盲目引进资金、技术、盲目上马大项目出现的大量浪费。这些因素使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效率不高，主要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存在的"左倾"盲动倾向，不顾客观的实际。要解决这个问题，务必回归到实事求是的路线、才能制定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政策上来。邓小平指出："不解放思想，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不相结合，不可能有现在的一套方针、政策，不可能把人民的积极性统统调动起来，也就不可能搞好现代化建设，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三）社会发展的需要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农村仍然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吃大锅饭；"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超越当时我国的农村实际和农民的现实需求，公社集体所有统一经营制度很难准确对每一位出工的社员劳动进行计酬，何况劳动计酬复杂性因素等，全国农村普遍出现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出工不出力"等生产行为，这严重影响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农村生产力的效率普遍不高，农村非常贫困。处于贫困状态的农民渴望变革，希望改变贫穷落后的状态。1978年冬，小岗村18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冒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按下鲜红手印，实施了"大包干"。这一"按"竟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份宣言，它改变了中国农村发展史，掀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在城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一直管到企业，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企业和职工干多干少一个样，都拿着差别不大的工资，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不高，有着希望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和需求。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经营承包责任制，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企关系等，逐步将企业推上市场并逐步成为市场主体，调动企业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农村和城市发展的需求来看，效率导向的公共政策自然成为首要政策之选，将此政策作具体的制度安排，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推进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