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思想衰微的原因探究

　　摘要：秦汉以后，墨学趋于湮没，其思想的绝大部分转入下层民间，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社会之中。墨学骤衰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主客观方面分析墨学衰落的原因，即在主观方面，要注意墨家"兼爱"的空想性，毕竟墨家兼爱是其思想的核心；在客观方面，要研究"墨学中绝"的具体时间及当时社会背景的影响，尤其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

　　关键词：墨学；衰微；原因探究

　　墨学的衰微的原因，自近代以来就有一些著名的学者发表自己的看法，可谓是众说纷纭。国学大师钱穆在其所著《墨子》一书中认为："初期墨学的精神，本来是发生在反对贵族阶级的特殊生活的。秦人一统，废分封而行郡县，贵族世袭的制度从此消灭了。"他又从墨学反乎人情的角度认为："墨学是根本上含着一种深刻而伟大的矛盾性的。它在行为的形式上因为反乎人情所以不得不变，变向思想一面去；但是它在思想的形式上，又是一个反乎人情，又是一个不得不变，到后来变得不成一个样子，所以大家到底说墨学消灭了。"并且墨家学者自身的转变，"一方面成为先秦晚年名家末流的诡辩学着，另一方面是西汉初年社会上的游侠。诡辩印学者间的激烈反对而消亡了，游侠因政治势力的诛锄而破灭了。"[1]方授楚在其《墨学源流》中认为墨学消亡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墨学的"兼爱非攻"在国家和阶级都存在的社会是"不易实现之说"并且墨家主张非攻，同时又提倡"诛"与其兼爱学说相矛盾。第二，墨家的学说只能向贱人的方向发展，"自非贱人之士君子则以为'大毅'或'役夫之道'"，不易被之接受。第三，墨家本来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的团体，"一经分裂，其害甚大"。第四，墨家有拥秦之嫌疑，"窃疑秦国以盛之后，仕秦而堕之墨者，造之以媚秦王也。"[2]王新民和蒙文通认为墨学之衰微是因为儒墨合流。王认为"墨学息微由于'墨离为三'内部分化而儒家乘之，吸取其精华以为己有，儒墨合流"；蒙文通认为"墨学之衰微与儒学合流"，"非入汉而墨翟之学失其传，殆墨学之精神入于儒，而儒逐尊于后世也。"也有类似于40年代李季、郭沫若等人从阶级斗争、阶级统治的角度来解释墨学灭绝的原因，当然这种原因的分析是极端片面的。

　　墨学骤衰，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要立足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和考虑才能有相对准确的分析。首先，从社会政治角度分析墨学衰落的原因。李元、余庆认为墨家在秦汉之后，墨家学说不仅未被付诸于社会实践，而且它的价值体系也为传统文化所不容，墨学正是在完成自己的使命之后而遭禁绝的；[3]王志平在《'显学'的衰落》认为墨学衰落的原因在于政治上其"尚贤"反对"世卿世禄制"，"违背了血缘宗法制度"，其科学逻辑精神则是对其血缘宗法制下的"祖先、先王的崇拜"产生怀疑。他在理论上又缺乏外在的互补理论体系，在内则"兼爱"与"尚同"、"天志"与"非命"、"薄葬"与"右鬼"相矛盾。它的"尚同"也有简单同一、排斥他说的倾向，故其衰亡不可避免。[4]实际上，前期的墨家政治主张已被消解，后期墨家的学说无法承担意识形态的功能，乃是墨学不受秦汉统治者青睐的主要原因。与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有较大的偏差，以及遭遇儒家长时期刻意压制是墨学不能作为一种知识系统存在的主要理由。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过于忽视其主观方面。

　　其次，从组织上探讨墨学衰微的原因。梁启超在《墨学中绝原因浅探》一文中认为墨家以钜子制为核心的组织存在五种弊病，即"封建家长式的统治"，"组织成员过于分散"，"雀党式、宗派式团体经不起内部分裂"，"墨家团体成员牺牲过惨"，"背诵经典"式学习方式也不利于创造。从组织的分析，相对于上述说法又忽略了客观方面。可以看出从儒墨斗争的角度来探讨墨学衰亡的原因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也具有很明显的片面性。

　　总的来看，上述这些分析虽然各有侧重，但没能注意强调两个问题，即在主观方面，要注意墨家"兼爱"的空想性，毕竟墨家兼爱是其思想的核心；在客观方面，要注意"墨学中绝"的具体的社会背景的影响，尤其不要忽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这个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才是墨学衰微的最主要原因，本文仅就这两个问题加以说明。

　　一、在主观方面，要注意墨家"兼爱"的空想性

　　从墨家思想的结构与运作方式上看，墨家"兼爱"思想的空想性是墨学衰微的主要原因之一。墨家"兼爱"是其思想的核心，墨家的学说，完全可以表述为兼爱的学说，墨家的"十论"是围绕兼爱这一核心而加以推演和发挥的。墨子通过对原始文化中礼制文化的比较，从原始文化中汲取了"兼相爱，交相利"即博爱互助的精神，兼爱就是要打破家族本位，代之以社会本位；打破人与人之间原有的贫富、贵贱的地位，代之以新的彼此平等的地位，为未来的社会构建一个符合人类理性精神的政治设想。墨子的这种"爱无差等"的"兼爱"思想是意图冲破血缘宗法制的。这固然反映了当时中下层劳动者的朴素愿望，但要在以宗法等级制为基础封建社会里作为国策来普遍推行则是不能实现的空想。墨子兼爱理想的空想性从表面上看是为当时的封建宗法制所不容，从根本上说，兼爱理想曲高和寡，不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首先，墨子要求"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只抓住了问题的表面，这与封建宗法制的社会结构是水火不相容的。兼爱在现实社会中推进必然导致"爱"的泛化，势必要抽去社会中的亲亲本位。维持封建社会的各种"礼"皆是亲亲原则在社会中的客观外化，这一原则的丧失，必使由其演化出的尊尊与神权随之坍塌。故墨子之兼爱思想必不能实行。孟子批判墨子"兼爱"是"无父"，是"禽兽"，（《孟子·滕文公下》）的确抓住了"兼爱"不和宗法制的实质，也击中了墨学骤衰的要害。荀子批评墨子"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辩异，悬君臣"，"有见于齐，无见于畸"；《汉书·艺文志》批评墨家"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故而，金景芳说："墨翟生在战国初期，他和其他诸子一样，希望能有一种办法使人们能从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动乱中解脱出来，但是在寻找社会动乱的原因时墨翟却只抓住了问题的表面，而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他不了解战争与动乱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是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转变过程中历史的必然，他把社会动乱的原因归结为人们的'不相爱'，以为'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就可以消除动乱实现天下太平。墨翟正是坚信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因而到处奔走呼号，宣传兼爱，而终于于事无补。事实上社会动乱不是减少而是日益严重。所谓超阶级的爱，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6]而儒家的仁爱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儒墨相比较，儒家建立在人的需求基础上的推己及人的仁爱更容易获得现实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