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社会“礼治”与“法治”的合流及其利弊(2)

　　（二）"礼治"与"法治"合流的起点

　　战国后期，儒家的代表思想家荀子最早开始吸收法家的思想，他认为统治者对民众要实行礼乐教化，不仅仅要依靠启发民众的道德自觉，还要以社会行为规范的"礼"来约束民众。他所谓的礼，具有法的成分，故他经常礼法连用，礼法不分。与孟子不同的是，他也不反对在治民中使用刑罚，"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乱莫大焉"[1]37。也正因为如此，荀子的两位弟子李斯和韩非子后来都成为法家的代表人物，也不足为怪了。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在教育和人才选拔上都重用儒家学者，儒者的高官厚禄吸引了大量士子加入，法家以及其他学派的地位日益下降，但法律却依然是统治者不可或缺的工具。儒者应试做官后，便不能不懂法律，于是法律的制定便加入了更多的"三纲五常"的"礼"的色彩，这就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也是"法治"与"礼治"合流的起点。

　　（三）"春秋决狱"：礼法交融的典范

　　礼治与法治交融带来的影响中，最为明显的是西汉中期，儒家取得绝对统治地位之后，由董仲舒提出的"春秋决狱"（又称"经义决狱"）办法，即以六经中的思想来对犯罪事实进行分析，作为判案的依据，犯罪者的动机是否合"礼"，对审判结果造成直接的重大影响。

　　例如，藏匿犯罪者应受重刑，但儒家却不主张"其父攘羊而子证之"，而提倡"父为子隐，子为父隐"[5]62，于是在"春秋决狱"思想的指导下，藏匿杀人犯儿子的父亲可以无罪。

　　"春秋决狱"的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立法。以卑幼殴打长辈为例，为了严格执行"周礼"中的"亲疏有别"，卑幼与长辈的关系越是亲近，则罪刑越重；反之，长辈殴杀卑幼则是越亲近的关系则罪刑越轻。亲属间的盗窃也不同于常人，关系越亲则罪刑越轻，关系越疏则罪刑越重。为了严格遵循儒家所提倡的"孝道"，"不孝"是一项重罪，唐律规定凡是骂父母、祖父母即是绞罪[5]30，如果有父母告子女不孝，无需提出证据，子女就会得到杖击甚至处死的惩罚，清代法律还赋予了父母将子女呈送发遣的权利，只要子女不服教诲且有触犯情节便可依例请求，永远剥夺其自由，放逐在边远的云、贵、两广地区[5]12。

　　三、中国"礼治"与"法治"合流的利与弊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得知，中国历史上的"礼""法"合流，是以"礼"绝对控制"法"而形成，儒家之"法"是为"礼法"与"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一以度量断之"的法家之"法"已相去甚远。汉廷尉陈宠疏中有云："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5]349

　　那么，中国沿袭上千年的礼法制度，究竟对中国社会造成了怎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我们要承认"礼""法"合一对古代中国社会普通百姓的教化起到了强大的推进作用，"三纲五常"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孔子曾说："不教其民而听其狱，杀不辜也"[5]315。而"礼""法"结合，则是双管齐下，"刑不善而赏善"[4]，儒家所推行的礼乐教化使人向善，而法律则制裁那些不善的恶人，相得益彰，有利于民风教化，而儒家所倡导的封建等级秩序也就愈发稳固。而对中国当代社会而言，儒家伦理中对孝悌仁德的提倡若得到贯彻，本身就能成为有效的社会黏合剂，减少犯罪率，同时也能使道德舆论成为法律鞭长莫及时的一种弥补措施。然而，这种"礼""法"合流的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第一，儒家学说本身有重大的缺陷，通过法律深入贯彻到了民众的头脑中，包括贵贱有别、特权思想、家长制度等，如上文提及的父母对子女享有流放的权力，如果去县衙状告子女不孝，子女都会受到廷杖甚至斩首的惩罚，子女的人权则被排在孝道之后。又如，古代法律中严格规定了各个阶级祭祀、丧葬、婚礼用品的数量和内容，如后唐《丧葬令》云："诸丧不得备礼者，贵得用贱，贱不得用贵"。而且，官吏犯法，可用官阶抵罪，他们的特权甚至可延伸至亲属，官阶越大，其辐射范围越大，而现代国际社会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在儒家的"礼法"中全无体现，使得当代中国国民心理的转型异常艰难。

　　第二，这种有差别的行为规范使得法律失去了最初的公平公正的意义，造成了社会道德与法律的混淆；而春秋决狱或恭请钦定的理念，扩大了断案者的主观判断效力，使得古代法律中"人治"的成分大于"法治"，其中的"主观性"和"模糊性"为后代文字狱的发生提供了依据，也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法治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