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政治视域下的儒家文化复兴及其当代路径(2)

　　在前现代的区域历史下，由于文化与政治的分离，异质文化之间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冲突。如奠定现代中国人观念的儒释道中间的释，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外来文化。但是在任何异质文化的交流之间，已经潜藏着冲突的可能性，特别是当文化被政治工具化之后。正如新加坡国立研究院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郑永年所言，一种文化往往代表着一种思维模式。而在异质文化的交往中，对于其本身文化和思维模式合理性的肯定恰恰在于对于"他者"的否定基础之上[2]。在唐代开放的文化政策之下，几乎形成了儒、道、释兼而并存的局面。但是，这种儒与释之间的潜在的冲突依然存在。最为典型的就是韩愈等力辟佛老，针对佛教所提出的"道统"学说。

　　近现代随着西方率先进入现代化，中国进入了一个被迫现代化的过程。历史也由区域历史进入世界历史。与此同时，源于对于传统历史、语言和文化等认同的民族国家纷纷建立。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大、通讯的现代化，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频繁。民族国家之间联系和交往的不断扩大和加深。

　　但是，各民族国家的本质依然是以追求权力和国际利益为中心。正如汉斯·摩根索所言及的，国家都是自私、追求权力和国家利益的理性参与者。国家之间利益的最大化需要彼此的联合，文化与政治联姻，就成为了一种资源和工具。伊斯兰世界对于政治与伊斯兰教的结合，并积极倡导伊斯兰教的优越性；欧美世界将民主、自由与基督教的结合，并积极倡导一种普世主义。

　　在文化与政治联姻后，文化价值的推广过程实质上就成为一种权力规则和权力系统的建构过程。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公共舆论的操纵、日常交往的影响，隐藏在文化之后的是政治权力试图作出一种单向度的霸权独白。那些在文化上具有同质和亲缘关系的国家就必然形成一定的文化政治同盟，通过文化政治的霸权独白以干涉、遏制其他的文化的发展，进而获得利益的最大化。在政治文化格局下，国家之间的冲突就成为了"世界范围内的部落冲突"[1]184。亨廷顿对于欧美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分离就有个精彩的表述："民主要提倡，但如果这将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上台执政，就该另当别论；防止核扩散的说教是针对伊朗和伊拉克的，而不是针对以色列的；自由贸易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但不适用于农业；人权对中国是个问题，对沙特阿拉伯则不然，对石油拥有国科威特的入侵被大规模的粉碎，但对没有石油的波斯尼亚的入侵则可以不予理睬。"[1]162

　　因此，作为一种对于文化政治的排斥，多元文化主义之下的儒家文化复兴就是必然趋势。杜维明在《儒教》一书中就说："儒学东亚正对现代西方的财富和权力垄断发起挑战"[2]142。在"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六十多位学者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要求捍卫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尊重异质文明、同时保护各国和各民族的文化传统。

　　二、文化政治视域下当代儒家文化复兴的两条路径

　　作为对于西方文化政治的一种应战与挑战，当代儒家文化沿着儒教和政治儒学两条路径发展。

　　宗教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人类精神安顿和生活方式的塑造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当人们提到文化之间的区别，总是习惯性的由宗教开始。虽然中国并没有一种类似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宗教，但在西方学者的眼中，他们热衷于用儒教来指称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是约瑟夫·列文森还是塞缪尔·亨廷顿，在他们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莫不如此。

　　但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相比，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往往被儒教所代替，由于其缺乏一种神圣化、组织化，所以它缺乏一种基于宗教意义上的向外传播的使命感。这使得儒家文化由于华人或传统政治的原因仅仅限于东亚地区传播，而不具备任何扩张性。与此相反，其他宗教则在世界上迅速传播，特别是基督教。2010年底的曲阜大教堂事件，是儒教文化与基督教之间冲突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基于此，近几十年一批学者如蒋庆、康晓光、陈明和各种民间组织等积极倡导儒教说。他们或从国家宗教层面、或从文化民族主义、或从公民层面、或从实际的宗教的组织性等方面阐发和建设儒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