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情结与张爱玲的小说创作(2)

　　由"家"情结所产生的对"家"的眷恋在20世纪40年代的文坛是独特的，张爱玲对"家"的书写极度个人化，张爱玲不喜欢动荡而注重安逸，在张爱玲的意识世界中似乎没有政治的概念，她喜欢在安逸的心态中突出家的"衰败史"，继而突出人物性格在家族衰败中所产生的变化，构成其叙事活动的变化与流动之美。

　　张爱玲在港大读书时，香港受战争影响难民逃亡，血流成河，惨不忍睹。"我们对于战争所抱的态度，可以打个譬喻，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求瞌睡，虽然不舒服，而且没完没结的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4]。这种冷漠的产生正是"家"情结的潜意识表现。张爱玲说过"自己从没有过缺钱的烦恼，即使有过短暂的贫困，那亦是不能与真正贫困之人相比的"，富贵人家的子弟，不曾有过艰难生活的磨炼，在理解人生方面很难摆脱先天的欠缺，而理解是同情的基础，有了同情的理解才有对底层民众的感受。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故事大多是以悲剧收场，如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一个破落家庭的小姐，在无钱读书的压力下投奔一个善于勾搭男人的姑妈，然而事与愿违，葛薇龙从一个单纯、自信、希望保持自己人格的少女到幻想的贬值、自信的破灭终至人格的丧失，这一过程是对她先前所抱有的"出淤泥而不染"幻想的嘲讽。原文有这样的陈述："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可是三个月工夫，她变了，逐渐成为姑妈勾引男人的诱饵。她有过断绝这种生活的念头，但就像她姑妈说的，"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是回不去了。"她下意识地不肯回去，有心挨延着。薇龙留下来了，留在她明知可怕的"鬼气森森的世界"里。她所有的挣扎，最后只剩下一句"我和妓女没有什么区别，她们是被迫的，我是自愿的"[5]。这种悲惨的结局正是张爱玲悲剧心理的折射。

　　又如《色，戒》中的作为学校剧团当家花旦的王佳芝，宁愿牺牲自己的贞操去勾引汉奸易先生，但在执行刺杀易先生行动的紧要关头，忽然觉得有点爱上了眼前她要谋杀的这个人。"紧张得拉长到永远的这一刹那间"，她若有所悟，"这个是真爱我的"，把易先生对自己的玩弄当成了真爱。这一发现令她"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她放走了易先生，关键时刻救了易先生。就在当天，逃脱了性命的易先生下令一网打尽了佳芝他们一伙人，并且统统枪毙。再如，《霸王别姬》中的虞姬可以被看成是有意识的错误中的另一类型的悲剧人物。她面临着两种道路的选择和斗争，在这里，悲剧行动产生于她的嫉妒、恐惧的思想所导致的有意识的行为。一方面，她真挚地爱着项羽，另一方面是虞姬对自己命运的沉思："十余年来，她以他的壮志为她的壮志，她以他的胜利为她的胜利，他的痛苦为她的痛苦。如果他得了天下，那就有三宫六院，她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被冷落、被遗弃。"这时候虞姬犯不着想那么远了，汉军已经围攻上来，项羽要虞姬随他一起突围，虞姬怕他分心，拔出刀来刺进自己的胸膛。

　　种种悲剧的承担者都是女人，冷漠的张爱玲在其作品中表现出对女性的同情。我们在感受美的同时也体验到一种惋惜，特别是对女主人公爱情及人生悲惨遭遇的一种同情。从"惋惜"到"同情"这整个心理变化伴随整个张爱玲写家中的故事，把描写重点放在人与人的感情上，写人性的扭曲与变态。荣格曾说："受心理经验影响，创作处理的是从人类知觉领域汲取来的材料例如生活的教训、情绪的震动、激情的体验，以及人类命运中通常遇到的危机。这一切，构成了人的知觉，特别是他的感情生活。"[6]例如《金锁记》中，张爱玲塑造的曹七巧是一位母亲的形象，身为母亲，更是女人，更要体现女性的特征，而她却在女性的被杀中，成为"家"的牺牲者。曹七巧出身平民，虽然在世俗的下层生活着。嫁入姜家，陪伴一位"残疾丈夫"使她彻底失去了可能，一点点的调情，竟使她的生活有了一丝丝的希望，但希望也因家的意识占据男人之心，只能成为泡影，她准备为爱而牺牲名誉的决心，却在无爱的对象面前，轰然坍塌。用荣格的理论分析，曹七巧形象的塑造皆由张爱玲在"家"情结的影响下完成。从曹七巧的身上我们仿佛看到了张爱玲母亲的身影，同样的压抑，同样的悲惨。

　　总之，"家"情结让张爱玲自觉以悲剧来解释人生，解释人的行为动机，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一切都是悲剧，一切都是苦难，只有病态的人性，悲剧的人生。其最终的结果是造成一种对生命的非理性理解和对女性苍凉命运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