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意识的空缺

　　摘要：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药》在探讨革命、人生问题的过程中，毫不留情又无可奈何地展现了“活着的人”生命意识的空缺。而这一主题又是通过反讽的艺术手段达成的。具体而言，文本的反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第一，求生与杀生相互挤压形成的反讽；第二，“药”的救人与杀人的强烈对立形成的反讽；第三，象征物对立形成的反讽。

　　关键词：《药》生命意识反讽象征

　　《药》本质上讲述了一个有关生命的故事。其对生命本体意识的关注超越了对革命意识的反省。只不过，此种生命意识的反思是以反讽这一手段和结构达成的，所以，往往在读者的解读过程中成为了一个不被重视的话题。从人类学的角度讲，生命意识高于革命意义，因此，《药》才更加具备了经久不衰的持久生命力。

　　反讽实际上是语言的错位，即给读者提供一条缝隙，让读者看到隐藏在叙述语言与叙述对象后的真相。米兰·昆德拉说过：“小说就是讽刺的艺术：它的‘真理’是隐藏起来、不说出来，而且不可以说出来的。”①小说《药》反讽结构的特质就在于，一方面小说包含了深刻的生命意识，另一方面这种深刻的生命意识又不是通过简单说教的方式传达出来，而在创作的过程中，作者寄予了读者很大的期待，也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间，这本身也是一种生命意识的建构过程，是实现读者之生命本质力量的有效方式。实际上，《药》暗合了昆德拉的某种期待：“我对那些将一部作品简化为它的思想的人深感厌恶。”②

　　总体而言，鲁迅先生借由反讽结构达到对其生命意识的反思过程在文本中大致分为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求生与杀生相互挤压形成的反讽。

　　求生为人的本能，而如果将其建立在对其他生命的损害上，生命的意义就从正面走向了反面。小栓久病不愈，父母内心煎熬可想而知。他们的内心世界恐怕一直存在着白发人送黑发人及无儿防老、子嗣无法延续的沉重担忧。所以无论从文化还是人情的角度来看，老栓夫妇内心的焦灼可观可感。但当生命出现危险的时候，我们自救的方式若是以牺牲他者为基础，这就违背了生命本来的意义。人血馒头的出现显然变成了老栓夫妇生命中的曙光。在处理人血馒头的整个过程中，老栓夫妇止不住的欢悦将内心的那点恐惧压抑得杳无踪影。

　　更为吊诡的是，中国民间的普通民众对老栓夫妇显示出了巨大的耐受力。在他者的死亡面前，他们的超级镇定超越了他们的身份。而亲手烹煮、加工人血馒头的过程居然也没有出现诸如反胃、痉挛的自然生理反应。与之形成反讽结构的是，小栓吃完人血馒头之后其母一直笑容满面，而当“横肉的人”一提“痨病”二字她则脸色骤变。他者的生命轻如鸿毛，自身的忌讳则重如泰山——这显然是严重的自我反讽，其生命意识的空缺可见一斑。

　　而所谓的自审意识根本就没有进入老栓夫妇的意识之中。如果说二者具备生命关怀意识的话，亦不过是对自我小家庭的责任承担，而对他者的生命则采取了冷漠甚或是亵渎的方式。问题发展于此，夏瑜的革命者身份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这是一次公众共同默认、认同的杀人且无罪的事件。“病”者因病而成为了弱势群体，死者（夏瑜）因死而顺势被转化成了药引子，并且同时失去了自我生命的处决权力。那么，不论夏瑜是否是革命者，公众的麻木、冷漠、对生命的无情荼毒都是显而易见的。小说用了大段的文字对夏瑜生前的“可笑”之处进行品评。众人在玩赏的过程中显示出了某种痛恨和聪明，可谓畅快淋漓之至。他们的自我陶醉一方面是作为情节完整性的必要手段。在众人议论、演说、表演的过程中，有关对革命麻木者的形象就被勾勒出来了。另一方面从人的潜意识的角度来看，众人的表演也可能意味着他们为自身的行为找到了合法的依据。也就是说，所杀之人自有其可恨之处。那么，深层的问题则是，如果人血馒头之血来自于非革命者，如何？

　　鲁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但却留下了另一个更加扑朔迷离的可能的故事。从麻木庸众的角度来看，杀革命者有理，吃革命者的血有救。那么，是否也可以由此推论出，杀犯人有理，吃犯人的血有救。若是如此，这个世界还有谁不可以被杀头？还有谁不不可以被吃血？若是如此，生命的意义必然画上句号，一切的意义就在于被杀的过程中获得自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