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唐文学中的政治痕迹(2)

　　3.民间的政治批判

　　文人士大夫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直抒胸臆，将实现抱负的喜悦和怀才不遇的压抑喷薄在字里行间。先唐时期的平民百姓在历史大漩涡里唱出了独特的心声。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人民将自己生活中的感受诉诸诗歌当中。在纷乱的西周末年，东周之际，由于国家政治因素，社会环境的动荡之下，人民对于社会现实的愤懑，诸如统治者的暴虐贪残，对人民造成生活上的压迫；对内外的战争让人民产生经济方面的影响，精神上的痛苦等，抒发其内心郁结的感受，于是有了“讽刺诗”的出现。《诗经》当中受到政治影响的诗篇归纳如下：

　　表1政治讽刺诗

　　表2民歌

　　《诗经》里的反兵役诗篇反映了劳动人民热爱和平生活的愿望。但我国人民又是富于爱国主义传统的，当敌人侵犯的时候，他们就奋起战斗，为保卫祖国、保卫家园，而甘心牺牲自己的一切。

　　4.东晋南朝文人、文学与政治的疏离倾向

　　先唐时期政治上的浮浮沉沉给当时的文人百姓的生活及文学作品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东晋南朝文人政治上的归隐在其文学作品上有浓重的烙印。

　　魏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频繁，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纲五常思想受到极大挑战，玄学老庄思想逐步占主导地位。时局动荡下的很多文人选择归隐山林。其中最典型的要数东晋诗人陶渊明和竹林七贤。

　　陶渊明的《饮酒》二十首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的上流社会；或揭露世俗的腐朽黑暗；或反映仕途的险恶；或表现诗人退出官场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从诗的情趣和笔调看，可能不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东晋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次年杀之自立，建刘宋王朝。《述酒》即以比喻手法隐晦曲折地记录了这一篡权易代的过程，对晋恭帝及晋王朝的覆灭流露了无限的哀婉之情。此时陶渊明已躬耕隐居多年，乱世看惯了，篡权也看惯了，但这首诗仍透露出他对世事不能忘怀的精神。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这类诗充分表现了诗人鄙夷功名利禄的高远志趣和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充分表现了诗人对黑暗官场的极端憎恶和彻底决裂。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魏晋社会处于动荡时期，司马氏和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异常激烈，民不聊生。文士们不仅无法施展才华，而且时时担忧性命安全，因此崇尚老庄哲学，从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寻找精神寄托，用清谈、饮酒、佯狂等形式排遣苦闷的心情，“竹林七贤”成了这个时期文人的代表。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因此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在文章创作上，以阮籍、嵇康为代表。阮籍的《咏怀》诗82首，多以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隐晦曲折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罪恶，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表现了诗人在政治恐怖下的苦闷情绪。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老庄崇尚自然的论点，说明自己的本性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自己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

　　三

　　历朝历代以来，重大政治事件对文学都具有大面积的影响。

　　先唐文人参与政治，如果有所作为则能造福一方，惠及当时百姓，甚至名留千史，如贾谊和山涛。反之，政治对文人的反噬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党锢之祸和焚书坑儒就是文人谈之色变的典型事件。

　　建安时期像孔融、祢衡、杨修等若干文人被杀在历史上是令人可歌可泣的悲剧。其中曹植最具代表性。曹植的一生以曹丕称帝为界，明显分为前后两期。曹植的早期文学作品以《白马篇》为代表，它塑造了一个武艺高强、渴望卫国立功甚至不惜壮烈牺牲的爱国壮士的形象，充满豪壮的乐观的精神：“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后期的作品以《杂诗》为代表，更多地表现了壮志不得施展的愤激不平之情。他的《吁嗟篇》以转蓬为喻形象地描写了他“十一年中而三徒都”的生活处境和痛苦心情，《野田黄雀行》则表现了他对迫害的愤怒和反抗。

　　先唐文学中的政治痕迹是无法磨灭的，重大政治事件对文学的大面积影响是无法忽视的。如东汉中叶大一统政治衰颓令当时的创作题材和格局倾向于小型化，大赋与巨史趋向消失。官场浮沉不仅影响了当时文人百姓的生活，而且让先唐文学作品带上了时代特色。

　　参考文献：

　　[1]论语.“子夏篇”.人民文学出版社.

　　[2]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3]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第9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