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唐文学中的政治痕迹

　　摘要：先唐时期文人热衷政治的传统已根深蒂固，参政辅政之风对先唐时期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官场浮沉不仅影响了当时文人百姓的生活，而且让先唐文学作品带上了时代特色。重大政治事件对文学的大面积影响是无法忽视的。

　　关键词：先唐文学参政辅政文学变迁

　　高考独木桥的残酷性令当代许多学子望而却步，但仍有千千万万个有志之士废寝忘食迎头直上。其壮观性令人感叹之余不禁想起科举制度时多少书生才子倾其一生攀爬在功名路上，有些还一无所获。实际上，文人寒窗苦读十几载为的是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古代文人无论平民或才子最大的夙愿就是金榜题名，封官加爵。这对于先唐文人来说也不例外。

　　一

　　先唐时期文人热衷政治的传统已是根深蒂固。《论语·先进》早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这一“孔门四科”的记载，子夏在一千多年前就说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而仕”[1]这一读书人奉为亘古不变的真理的名言。叔孙豹在《左传》中提出了“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2]这一人生格言。古人参与政治的热情与执著并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行动上的践行有时已达到痴狂的地步，唐朝诗人黄滔就是狂人中较为突出的一个。黄滔十年苦读后花了十四年的时间才及第。十四个春夏秋冬的苦苦煎熬换来了四年的等待，而四年苦等的官职竟是四门博士这一闲职，完全无法施展其抱负与才能。最终黄滔毅然归闽辅佐王审治，官至威武军节度使，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造福一方。古代文人对政治的重视不仅体现在自己的身体力行上，从对子女的教育上也可见一斑。北宋汪洙就有《劝学诗》：“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同样，政治在先唐文人的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影响在先唐文人的文学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二

　　1.满怀热情的参与意识

　　先唐文人满怀热情的参与意识可以先从贾谊及其不朽名作上看出来。汉高帝七年（前200年）正是西汉政权刚刚建立的年代，它既给贾谊带来了施展才华的机遇，又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坎坷和痛苦。其散文代表作有《过秦论》、《陈政事疏》、《论积贮疏》等。《过秦论》在总结秦王朝兴亡的历史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减轻剥削、施行仁义的主张。此文多用铺排及对照，气势奔放，比喻众多，具有富丽气象。《陈政事疏》（又名《治安策》），长篇政论文，被称为“万言书之祖”。陈述社会种种弊端，提出一系列政治主张。贾谊是汉初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最杰出的文人。其政论散文具有深刻的政治思想和高瞻远瞩的治国方略，鲜明地体现了汉初知识分子在大一统封建帝国创始时期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标志着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代表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

　　政治上的浮浮沉沉在另一个文人左思的文学作品《咏史》上也有不可磨灭的痕迹。为什么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呢？这在《咏史》诗中可以寻找到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像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凋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先唐文学中具有满怀热情的参与政治意识的作品数不胜数，如陆贾的《新语》，贾山的《至言》，晁错的《论贵粟疏》，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以及刘桢的《遂志赋》，翻开这一篇篇经典著作，都能看到作者们一颗颗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

　　2.怀才不遇的悲慨与愤懑

　　并不是每一颗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都能够一展才华，报效祖国，太多的悲剧人物在历史长河中摇头叹息，甚至抱憾终生。这种怀才不遇与愤懑在先唐文学作品中更是占了很大的分量。首先要说的是屈原的《离骚》。《离骚》是战国时期著名诗人屈原的代表作，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诗人从自叙身世、品德、理想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被害的苦闷与矛盾，斥责了楚王昏庸、群小猖獗与朝政日非，表现了诗人坚持“美政”理想，抨击黑暗现实，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

　　另一位值得一提的不遇先唐文人是董仲舒。《士不遇赋》是董仲舒写于后期的一篇抒情赋，此赋真实地表现了他个人的不遇悲慨，也典型地体现了一代士人在大一统一人专制政治下普遍化的不遇境况。对于积极入世的中国传统士人来说，盛世不遇，始终是他们最为尴尬的事情。每逢至此，他们或退而自省，或愤世嫉俗。在汉赋作者中，董仲舒和司马迁堪称这方面的代表。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说董仲舒《士不遇赋》“虽为粹然儒者之言，而牢愁狷狭之意尽矣”。[3]一语道破了这位西汉鸿儒的内心隐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