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文学史: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史叙事中的50-70年代文学(2)

　　《创业史》是一部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叙事。梁生宝这个苦水中熬大的农民，曾在身体无名的状态下以乞讨度日，在旧中国时期和其继父一起饱尝了创业的艰难，他从自己充满血泪的人生经验中体悟到，私有制——彻头彻尾的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一切所谓欲望、贪婪、歹毒、阴谋、压迫皆源于此，只有铲除这种社会制度，苦难的农民才真正有希望，这个理念是如此强烈，所以当他听说“农业合作化”的那一瞬间便投入了自己全部的激情。一般的史著都对梁生宝的这种激情发出质疑的声音，常常认为作者柳青是在“图解政治”。是的，站在今天消费主义的自私者的立场来看，梁生宝的确很“另类”，但如果回到历史的真实情境中去考察，梁生宝的思想行为就不仅是历史的——因为那是农民第一次可以挺直腰板说话的时代，是真实的——因为农民体认到压在自己头顶的各种权力已灰飞烟灭，而且也是可感的——因为农民实实在在地看到了改天换地的新气象，可信的——因为农民相信跟着党走一定会创造出幸福的新生活。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梁生宝的所作所为才有了逻辑依据，才被赋予了时代的正义性。然而，“农业合作化”却是一条铺满荆棘的路，绵延数千年的私有制已将私有观念活生生地渗透到国人的骨髓当中了，梁生宝必须要面对的是来自“传统”的强大的反弹力。真正的“启蒙”从来都不是停留在书斋和客厅之中的，启蒙者之所以是启蒙者，是他们通过社会实践证实了其启蒙思想的合理性，这样的话他们才有资格启蒙别人。梁生宝就是这样一个有资格启蒙别人的启蒙者，他在互助组里搞的稻麦两熟、帮助困难户度春荒等等，都显示了“合作”的优越性。遗憾的是，新时期以来，当人们欲望的闸门再次被打开的时候，又开始重蹈郭振山们的覆辙了。从《创业史》的分析我们看到，50-70年代的文学不乏深沉的启蒙意识，只是由于对“启蒙”内涵的理解不同，以及命名韵不同(那个时期的作家将“启蒙”称作“教育”)，而被90年代以来的某些当代文学史描述为“不启蒙”。其实，《创业史》，《三里湾》、《山乡巨变》等文本都蕴含了丰富的启蒙思想，不过因为新时期以来所形成的理论偏狭遮蔽了我们的视野，才使我们看不到这些。

　　再来谈谈50-70年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现代性”这个语词本身就歧义丛生，西方当代思想家如吉登斯、福柯、哈贝马斯、利奥塔都对其进行了尽可能详实的界定，仍难从理论维度进行有效的把握。然而，就这样一个歧义丛生的语词，却在悄无声息之中改变了当代文学史的话语系统。史家在描述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的时候，不约而同地对50-70年代主流文学绕道而走，或称之为“断裂期”，言外之意是这个时期的文学根本不具备他们所理解的“现代性”特征。这种倾向引起很多研究者的强烈不满。

　　任何一个国度的现代性，只有在民族独立的前提下才可能被谈及，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中一个重大的标志性事件，因为它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重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一个贵族化、特权化的社会被埋葬，沉默了数千年的底层大众第一次拥有了充分的话语权，这也是最广泛意义上的民主的体现；其次，一种不同于现代文学的话语方式藉此开始运作，它以“大众化”和“民族化”作为当代文学实现其现代性的两个维度，标识出此阶段文学的崭新姿态；再次，50-70年代文学的现代性意义，还体现在对民族国家现代性进程的认同与热情上，体现在对民族国家的工业生产和经济模式的认同与热情上。

　　以西方思想界广泛流行的“人性”、“启蒙”、“现代性”一类的语词来消解50-70年代文学存在的合法性，是90年代以来文学史叙事的一种总体态势。这样，一个问题便产生了：即我们的学术史本身有没有反思过这种态势的流弊及其对文学历史真实的遮蔽?新时期以降，我们的文学批评主要倚重的是西方社会的那些话语资源，“左翼”文学批评传统及其流向在学术时尚化的语境中往往被弃之如敝屣，而这些流行批评对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文学传统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差异却视而不见，由此势必使文学史叙事大量衍生自相矛盾和日渐西方化的现象。本文无意于反对有效汲取近代以来西方思想的菁华，但倘若不能在“回到历史现场”的前提下对其进行中国化的改造，这样的资源不要也罢。

　　本文在前面提到“我们的当代文学史到底是谁的文学史”，这其实是任何一个文学史叙述者在展开叙事之前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但也恰恰是最被叙述者所忽略的问题。“谁的文学史”这一发问，是呼唤叙述者弄清自己的身份，弄清自己到底代表什么人的利益来阐释文学的历史。如果站在西方资产阶级的立场来观察50-70年代文学的话，就只能得出与顾彬、夏志清相类似的结论；或者站在当下中产阶级的立场来观察50-70年代文学的话，也只能对“愚昧”的工农能有大公无私的胸襟深表怀疑。或许由于政治诗学左右文学史叙事的时间“太久”，致使某些叙述者对革命政治叙事话语唯恐避之不及，并纷纷打出“非政治”的旗号，以为从审美诗学的视角进行文学史叙事，就可以避免政治诗学的影响，就可以避开政治话语的存在，就可以更“学术”，殊不知这样做正表明了一种强烈的政治态度，“这就是对过去和现实主流政治的一种抗衡，倡导自己崇尚的另一种政治立场和政治意识。”

　　从90年代至今，学术界之于当代文学史叙事所普遍匮乏的，是以“左翼”史观来把脉文学发展的动向和规律，并反思底层大众文学在当下中国的命运。“左翼”史观从新时期以来被解构得支离破碎，某种意义上说已近乎“妖魔化”，任何坚持“左翼”立场的作家必遭史家的冷遇，像路遥这个新时期初极力捍卫“左翼”文学传统的作家都徘徊在文学史的大门之外，一直不能进入文学史，这至少说明我们的文学史有没有代表底层大众的利益值得怀疑。远离“左翼”史观的当代文学史叙事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左翼”文学传统从当代文坛的退场和其发展脉络的阻断，从而导致各种伪现实主义文风的蔓延。尽管近年来有不少反映底层大众生活的作品问世，但我们从中很少能读出50-70年代文学的那种健朗和自信，这些缺少底气和底蕴的创作，正反馈出“左翼”传统缺场的症候。90年代以来的文学在走向欲望化、琐碎化的同时也走向了贵族化，不远的将来亦将走向穷途末路——如果我们继续排斥“左翼”传统的话，如果我们继续走文学技术主义路线的话，如果我们继续逃离生活向壁虚构的话，如果我们不能真正代表底层大众的利益来言说文学历史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