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智库成长的分合路径探析(2)

　　然而，（民间）智库在我国官方归属认定中，尚没有被纳入第三部门范畴，2005年国家工商总局对注册企业名称进行了一次规范化行动（研究中心和研究所一律重新注册为公司），也未专门增列第四部门进行规范。这就为民间智库的归属研究提供了空间。本文基于以上认识，将以“部门”的形式对民间智库进行分析，并在其与其它部门的关系界定上提出改革建议。

　　二、部门理论视角下民间智库成长的多维分合路径

　　1.政智分合：属性分离，人员合作。当前中国智库发展的主要问题就是其属性还没有得到真正确定，大部分智库还隶属于政府机关，在政策研究和政策建议上，主要围绕着政府部门的意愿行事，其思维方式和研究目标都脱离不了政府的约束，失去了研究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研究出的结果难免成为政府意志的诠释，因而无法对决策的制定产生积极影响。经济学家汤敏指出：“我国的政策研究大多在大学、中央、地方政府以及部委的研究机构中进行。由于缺乏民间的参与，制定出的政策与法规有时没有考虑到各方面的利益，而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则反映比较多。各个政府部门政策一般都是由这个部门自己制定，……这就像是政府部门不仅当运动员、裁判员，甚至连比赛的规则都是自己制定。长期下去，部门间的利益格局就更难以打破。”[9]而国外特别强调政策制定时的多方参与和政策独立性，美国著名的智库布鲁斯金学会就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不迎合统治者，为了保证这种中立性，它一方面对政府的资助实行限制，规定政府的资助额不得超过总收入的20%；另一方面拒绝接受不可以公开结果的研究，以避免使学会沦为政府的附庸。因此，中国的智库要想实现与国际智库的接轨，真正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智囊，就应与政府部门划分界限，以“独立部门”的身份出现，增强其合法权益和发展空间。

　　但是，分离只是相对的，分离的目的是实现真正的合作。政智分离主要是属性分离，在人才流动、项目承接、监督制约等方面政府与民间智库还发挥着互补的作用。“其实在西方社会，说智库是完全独立于政府的，说的好听。但是很多也是希望和政府有密切关系的。这在一定情况下是一样的。有的智库同时也受到政府在经济上的赞助。有的比较独立，是国外赞助的。不能把智库理想化了。”[4]特别是在人才问题上，美国的很多智库与联邦政府的关系十分密切，其人员在政府与智库之间可以自由流动，被称为“旋转门”现象。咨询是政府决策过程中的法定程序，政府项目的论证与运作各个阶段都必须有不同的咨询报告以供参考，这就为民间智库的政策研究提供了作用途径和法律保障。这些都启示我们，我国智库的发展趋势是实现智库与政府的属性分离，保持研究的独立性，但是智库还应积极承接政府部门的转移的职能，主持政府交给的决策咨询项目，在人才流动方面改革现有体制机制，使智库能够承担政府的人员的培训教育工作，智库人才也可直接进入政府参与决策，在资金赞助方面政府可以给予政策优惠和税费减免以及适当的经费资助。但是，合作都是有底线的，即必须保证政智之间利益趋向性的独立性，在合作机制中建立资金监管机制、信息公开机制、市场管理机制等约束制度，避免决策参与中的腐败和研究结果的失真问题。

　　2.智企分合：名实分离，业务合作。2005年中国国家工商总局对注册企业名称进行了一次规范化行动，研究中心和研究所一律重新注册为公司。在这次规范活动中，原有的民间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如大军观察研究中心、天则经济研究所、思源研究中心等都被吊销牌照，重新在工商部门挂牌，以公司模式运营。中国民间智库这种以“商业咨询业务”供养“公共政策业务”的运营模式决定了它主要为企业客户服务，限制了为公众政策服务的空间，沦为了私营企业的代言人。公司注册形式也使民间智库遇到了发展的困境，由于是非营利性公共服务，资金来源缺乏，政府又以公司名义对待，收取营业税和各种附加税，使得民间智库的发展被带上了资金和业务的“双重桎梏”。因而，有必要给民间智库重新正名，剥离其企业色彩和盈利趋向，赋予其明确的法律地位，在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扶持和优惠，鼓励民间智库积极开展政策研究和向政府建言献策活动。

　　在智企实现分离的基础上，民间智库也还应加强与企业的业务联系，并寻求企业的支持。汤敏指出：“民营研究机构是要靠民营企业来支持的。我国的民营企业还在成长初期，他们对民营研究机构的注意与认识都还不够。民营企业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在政策制定上参与的重要性，以及通过民营研究机构系统地反映他们的需求与意见的必要性。……很多民营企业认为政策制定是政府的事，部分还有搭便车的心理。如果大家都有搭便车的心理，没人付油钱，这辆车就开不动。”[9]同时，中国的捐赠制度还不够完善，没有对非营利性智库捐赠的专门的规定，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智库的资金来源，制约了民间智库的发展。因此，应促进民间智库与企业之间建立联系与合作机制，同时鼓励企业向民间智库捐助，帮助民间智库正常运转。

　　3.智事分合：改革分流，机制互补。目前，我国智库以社科院系统智库和大学研究中心（所）为主体，它们以事业单位形式存在，与政府有着密切联系，充当着政府部门的智囊角色。事业单位型智库有着很多体制和制度上的不足，首先社科院等系统的智库有大量事业编制的研究人员，经费支出大，受事业单位低效率竞争机制的影响，存在着人多而成果产出低的矛盾。再者事业单位型智库存在研究成果缺乏“独立性和客观性”的问题，由于在经费来源、政策支持及研究取向上都受到有关部门的严格控制，导致智库研究人员缺乏思想的多元化和思维的创新发挥。职称评定的硬性要求也影响了研究人员研究的纯粹学术价值诉求。因此，在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中，可以考虑将部分事业单位型智库向民间智库转型。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李凡所长指出：“在中国的机构改革过程中，一些属于事业性的政府研究机构将会逐渐与政府脱轨，或者被撤销。因此，可以考虑将这样的一些机构改变成民间智库，由政府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在某一个专业的政策领域里面继续发挥影响，对政府的政策加以研究、评估甚至于监督。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增加民间智库的数量，可以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加大民间的声音，从而对公共政策的形成有所帮助。同时，这一部分机构也有一定的专业的政策研究和分析人才，这样可以在数量和质量上提高民间智库的社会力量，改变社会对民间智库的看法。同时，由于它们是从政府的研究机构转型过来的，因此会和政府保持一定的联系，并形成良好的合作氛围。这对于推动民间智库的发展是有好处的。”[7]

　　在部分事业单位型智库向民间智库转型后，在研究上仍应积极与事业单位保持联系，采纳事业单位的建议或获得事业单位的研究资源支持。同时与大学研究机构建立合作机制，在资源共享、人员互动等方面进行合作。以目前情况来看，“在中国，官方、民间、大学附属型三种智库模式没有形成整体上的互补机制，存在严重的发展不平衡。”[10]这是在“十二五”期间事业单位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中，必须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4.智媒分合：信息共享，话语独立。民间智库与媒体之间应建立积极的合作关系。当前民间智库的地位和影响还没有得到普遍认可，民间智库向政府部门上传研究成果的渠道还不畅通，在这种情况下民间智库应加强与媒体合作，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争取官方和民众的认可与支持。民间智库与媒体合作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与网站合作。从调查情况来看，目前比较大的民间智库基本建立了自己的网站，比如世界与中国研究所、大军经济观察中心、察哈尔学会、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零点调查公司等，民间智库通过网站宣传自己的成果、思想并向公众征求意见和向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的网站（www.dajun.com.cn）自2001年建站以来，“（新华社等单位包括国安部门）经常从网站搜集信息和意见，上他们的内参，送给高层看，网站已成为国内外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士必看的网站。”[10]有的民间智库与国内影响较大的专业网站建立了合作关系，如2011年，中国公共外交网与察哈尔学会正式签订合作备忘录，中国公共外交网聘请察哈尔学会为学术支持单位。2011年7月14日，察哈尔学会主席韩方明在《南方周末》网站的专栏开通。还有的民间智库在大型公共网站发表自己的见解，2006年——2008年，北京大军观察研究中心仲大军分别在网易财经、搜狐财经、腾讯网，就人口周期和劳动权利问题发表了重要评论。二是与报刊合作。报刊是民间智库成果宣传和思想传播的重要载体。以察哈尔学会为例，2011年3月3日，该学会与《南方都市报》进行合作，开办“聚焦两会公共外交”系列专题版面，刊发学会高级研究员解读两会公共外交议题系列评论，引发中外媒体热议。同年11月16日，察哈尔学会和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签署了旨在“探索民间智库与传媒合作新模式”的《南方报业与察哈尔学会公共外交战略合作协议》。三是与广播电视媒体合作。开设栏目或以嘉宾形式访谈，2007年—2008年，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分别在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栏目，广东电视台“北京演播室”、《第一视频》“第一聊天室”等电视台专栏对中国经济问题、劳动法问题和教育改革问题发表了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