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与重构——对余华90年代小说转型的思考(2)

　　三、前路茫茫，走向何处—余华如何转变和转变什么

　　90年代，余华转型是多方面的，但最为突出的表现还是在叙事方面。下面，就选取余华90年代两部长篇代表作《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从叙事学角度对余华的转型进行探究。余华在叙事方面的转型主要表现在：叙述人主体性与小说人物主体性互转；叙述话语的冷漠与温情互转。

　　（一）叙述人主体性与小说人物主体性互转

　　在余华80年代的作品中，作者为我们呈现的人物多是符号化的，他们都是抽象的存在。他们的一切行为与语言都由叙述人支配，他们没有自己的声音。80年代作品中，叙述者无所不在，他用第三人称告诉读者各种场合发生的各类事件，他客观而冷静地为读者叙述这个黑暗而残酷的世界。到了90年代的长篇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作者开始放弃自己的叙述权利，开始与叙述者保持距离，开始隐退在作品中的位置，作者在作品中更多的是聆听。在上面两部作品中，作者叙述时分别选用的是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和第三人称限知视角，小说真正的主人是福贵老人和许三观，他们用自己的语言讲诉着自己的经历，传达着自己的情感，他们不再是作者手中的一个工具，他们有了自己的想法和权利。

　　《活着》整部作品采用的是双层叙事模式：第一层次是听故事的“我”，即“采风人”；第二层次是讲故事的“我”，即福贵老人。在这里，福贵不仅是作品的主人公，也是作品的叙述者。“采风人”是故事的倾听者，通过“采风人”的倾听，使我们看到了作者余华对普通人的生存境遇的正面关注，在关注中我们也看到了余华对整部作品倾注的真挚情感和客观理性的价值判断。也让我们明白了人性的隐忍，无论我们的生存遭遇多大的苦难，我们都应该用一种乐观豁达的态度去面对。小说第二层次的“我”采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并担任着主人公和叙述者的双重角色，福贵是死亡的直接目睹者。通过福贵老人对亲人死亡的叙述，使整个故事更真实的展现在了读者面前，使文本真正回归到了小说。在这里，余华充分肯定了福贵的生命价值，死亡对于每个人是不可避免的，但重要的是我们面对死亡态度。

　　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叙述。作品中，作者隐退了叙述者，叙述者对整个故事不评论不解释，造成无人叙述，客观呈现生活原生态效果。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自序中也曾说过：“他从一开始就发现虚构的人物同样有自己的声音，他人应该尊重这些声音……于是作者不再是一位叙述上的侵略者，而是一位耐心，仔细，善解人意和感同身受的聆听着。”[6]作品中的许三观没有被任何事物遮蔽，他坦荡的展现在读者面前，他身上的品质与精神感动了无数读者。

　　（二）叙事话语的冷漠与温情互转

　　80年代的作品，余华选用的叙述风格是：叙述者与作品保持一定距离，叙述者对人类的生存困境和苦难意识采取冷漠的态度，没有同情与关心，缺少价值判断和理性审判。可从《活着》开始，作者一改80年代的叙述风格，作品中多用温情去发现与揭示人性。就像余华在《活着》自序中说：“活着在我们中国人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他的力量不是来自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生命赋予我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7]90年代，叙述者不再是冷冰冰的物，而是有血有肉的人，叙述情感是亲切温暖、平和自然的。

　　这种温暖与和谐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也是随处都可以寻找到的。街坊邻里对许玉兰的哭诉七嘴八舌的询问与关心；许三观决定继续收养一乐，因为他们之间有一份不能割舍的亲情；在一路卖血去上海的途中，河岸人家给他送来盐与热茶。可以说，这些温暖的话语、温馨的场景在作品中是随处可见的，这一切都说明了余华原有的冷酷与黑暗已经不断的消失，作者关注更多的是怎样为我们真实的表达一个普通人的内心。

　　可以说，余华转型的意义是深远的。80年代，余华过度的迷恋着文本和写作技巧，到了90年代转为对叙事的探究和对普通人生命价值的思考，创造出一部又一部成功的作品。余华的转型，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行为，也代表了一种新的趋势，新的方向，值得我们深思。

　　注释：

　　[1]吴义勤主编.余华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6.

　　[2][3]叶立文，余华.访谈：叙述的力量—余华访谈录[J].小说评论，2004年：32.

　　[4]吴义勤主编.余华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324—325.

　　[5]余华.余华作品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293.

　　[6]余华著.许三观卖血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3.

　　[7]余华著.活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