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与重构——对余华90年代小说转型的思考

　　摘要：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整个过程中，作为先锋派代表人物，余华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八十年代中后期，余华以先锋的姿态活跃于文坛，他是一个专注于形式和文本游戏的时代先锋者。然而，到了90年代，他的创作却发生了明显的转型。可以说，90年代的余华在叙事方面转型尤为突出。他更加关注对生命本真的思考，小说创作的形式是简单朴素的，语言形态也是平易直白的。

　　关键词：余华90年代转型转型的标界叙事转型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整个过程中，先锋小说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作为先锋派代表人物，余华更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八十年代中后期，余华以先锋的姿态活跃于文坛，死亡、残忍、暴力、劫数等悲观主义的内容占据着余华80年代的全部作品。然而，到了90年代，他的创作却发生了明显的转型。告别了极端的先锋写作，转步成为关注人类生存视域的民间思考者。

　　一、勇敢的出走—余华90年代小说的转型

　　在80年代，余华就在《虚伪的作品》中谈论过自己对作家写作变化的理解。余华说：“几年后的今天，我开始相信一个作家的不稳定性，比他任何尖锐的理论都更重要。一成不变的作家只会快速奔向坟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捉摸不定与喜新厌旧的时代，事实让我们看到一个严格遵循自己理论写作的作家多么可怕，而作家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在于经常的朝三暮四。”[1]余华90年代的小说创作确实发生了由先锋写作向现实写作的转型。如果将他90年代的作品与80年代的作品做一番比较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变化。

　　《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河边的错误》和《鲜血梅花》等，这些都是余华80年代的作品。阅读余华早期的作品，我们会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在作品中，作者用冷漠的态度为读者绘声绘色的描写了死亡、暴力以及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作者还不厌其烦的将人性的丑与恶淋漓尽致的展现在读者面前。这种血淋淋，赤裸裸的画面，充满了令人窒息的绝望感。在90年代作品中，虽然仍没有脱离对苦难这个主题的描写，但作品中对暴力与死亡场景的描写基本已经没有了。作家开始关注社会底层生活，开始为读者展现底层人民面对困难时真实而质朴的生活，恐怖与黑暗已经走出余华的小说。对于小说中的人物，作者也开始关注他们的内心想法，作家给予更多不是压迫，而是关爱与同情，通过对普通人生活的展现，让我们看到了普通人的光芒。

　　在余华80年代的作品中，作者不仅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而且还充当着暴君的角色。作家就像上帝，俯看自己的整个作品，作品多采用第三人称叙述。但到了90年代，余华的叙事心态发生了明显转变，最为典型的就是创作于1992年的《活着》，在这部作品中，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作者与作品是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关系，作者不仅融入小说，也成为小说中的一部分。90年代，余华终于走下了暴君的宝座，开始寻求与小说人物的对话，余华成了一个“民主”的叙述者。

　　通过80年代和90年代作品的比较，我们发现，余华在80年代的叙述更强调视觉性，而90年代的作品，更多的是对话在起主要作用。在余华80年代作品中，人物是平面化的，他们没有声音，完全受控于作者。就像余华自己评价他80年代作品中人物一样：“那时候我认为小说的人物不应该有自己的声音，他们都是我的叙述符号，都是我的奴隶。”[2]90年代，余华更加注重对小说人物主体性的展现，他说：“我发现我笔下的人物开始反抗我叙述的压迫了，他们强烈要求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不再安排叙述中的人物，而是去理解。”[3]这时，作者交出了对作品的掌控权，不在扮演上帝的角色，小说中人物的故事由人物自己演绎，小说人物的内心与心声也由人物自己去表现与传达。

　　90年代的余华已经勇敢的走出了80年代的创作模式。冷漠的叙述风格、冷酷残忍的叙述态度和反叛激进的艺术追求都已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充满温情的叙述话语、温暖怜悯的叙述态度和展现普通人的普通生活的艺术追求。可以说，余华在90年代确实完成了一次转型，而且是一次成功的转型，他实现了对自己创作风格的一次超越。

　　二、何时开始—余华90年代转型的标界

　　很多人认为余华的转型是从《在细雨中呼喊》开始的，但这并不是唯一的说法，余华研究论文中关于“转型”的标界还有其他不同的声音。主要集中在他90年代创作的另外两篇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我认为《在细雨中呼喊》这部作品并不能代表余华的转型，而是《活着》，才意味着余华对80年代先锋文学的推倒和反叛。90年代初发表的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和他早期的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应是同一题材的作品，都是对少年成长的烦恼与青春的无知作了深刻的描述。《在细雨中呼喊》，“我”是整个故事的叙述者，“我”生活在一个充满遗弃、冷漠、侮辱、斗争的家庭中。那里没有关心、尊重、信任和温情。可以说，痛楚仍然是整篇小说的主调。就像吴义勤所说：“余华九十年代初创作的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可能是他对自己先锋写作的最后总结，也可视其为他个人先锋写作的巅峰之作。”[4]

　　1992年，余华完成了长篇小说《活着》，这时的他舒了一口气，他在小说的后记中提及自己的“自我的分裂”、“内心的痛苦”，显然通过写作得到一定的疏导。正是《活着》，使他“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5]福贵的叙述平白如话，余华过去小说中频繁出现的特有的出人意表的余华式比喻消失了。在《活着》中，温情已占据了主导地位。福贵的一生目睹了亲人一次又一次的死去，可这些惨痛的经历并没有击败他，而是让他在挣扎中更为达观的活着。福贵对付苦难的方式就是无穷无尽的忍耐，这是一种埋藏在凡俗生活里的坚毅与温厚的可贵品质。这就是《活着》，那种“无情世界”的冷漠，超然已经被温情之光所覆盖。《活着》揭开了余华创作的崭新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