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音乐研究初探

　　样板戏和根据样板戏改编的音乐，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耳际；除歌颂毛泽东、首都北京和解放军的歌曲外，其它文革期间创作的战斗性群众歌曲已销声匿迹，充满哀愁的“知青歌”也随着知青的大量回城及他们为了生计的奔波而没有人唱，倒是无明确语言指向的器乐曲，还一息尚存。被尘封的包括样板戏在内的文革时期音乐幽灵，在沉寂了多年后，于文革结束近十年后的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逐渐被学术界重新审视，作为一个特定时期的音乐历史被重新关注。

　　一、文革时期的声乐创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音乐工作者创作了数量众多的为毛泽东诗词谱写的各种形式的歌曲作品，其中有些作品，如郑律成的合唱组歌《长征路上》，田丰的《为毛主席诗词谱曲五首》等，在刻画毛泽东诗词的意境上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文革”期间又一特殊的音乐现象是“知青歌曲”。1966年文革爆发时的中学生，即当年的红卫兵，后来被称为“老三届”“新三届”（高中三届、初中三届）的青年人，从1969年开始按照毛主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到边疆和农村去插队落户。“知青歌曲”即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自己填词、创作的歌曲，内容多是反映他们思念亲人和思念家乡的，也有一些青年人恋爱的题材，情绪上大多带有伤感、哀愁的特点。如《告别北京》、《南京知青之歌》、《山城的山来山城的水》等。以上这些内容与文革期间的革命歌曲绝然不同。因此，知青歌曲是文革中一个非常独特的音乐现象。一般都不知道这些歌曲的作者是谁，因此这甚至可说是一种当代的民歌。

　　二、文革时期的器乐创作

　　五十年代和六十代初期曾获得兴盛发展的各类器乐创作，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全部遭到了摧残。整个六十年代后期，中国器乐创作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没有产生任何重要的作品，只有一些采用样板戏和革命歌曲改编的小型作品，不久也很快被遗忘了。进人七十年代以后，随着政治形势的一些好转和抒情歌曲创作的复苏，器乐创作也逐渐从萧条中挣脱出来，产生了一些具有一定艺术价值的改编曲和创作乐曲。

　　民族器乐创作方面，产生了一些对民族乐器的发展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小型独奏乐曲。笛子曲、筝曲、柳琴曲、唢呐曲、扬琴曲、二胡曲的创作都有一些较成功的作品，如口笛《苗岭的早晨》（白诚仁曲），柳琴曲《春到沂河》（王惠然曲），筝曲《东海渔歌》（张燕曲）等。这一方面是由干五、六十年代培养的一批民族乐器演奏人才，到七十年代已趋于成熟，他们在演赛技艺上有较大的提高，同时他们大都继承了刘天华、吕文成等民族器乐先辈大师的传统，为自己所熟悉的乐器创作新曲目。另一方面，民族乐器改革也不断取得进展，乐器的改良也推动了新创作的发展。因而，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条件下，民族乐器独奏作品居然还产生了一些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

　　与独奏作品相比，民族管弦乐合奏的创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直是相当沉寂的。文革末期，《丰收锣鼓》（彭修文曲）等合奏曲获得了一定的流传。

　　钢琴、小提琴等外来乐器的创作，由于钢琴伴唱《红灯记》和钢琴协奏曲《黄河》的出现，在七十年代初也显露出一些生机。这些作品绝大多数是些改编曲：有根据“样板戏”音乐改编的，有根据革命民歌改编的，有根据《战地新歌》中的歌曲改编的，有根据民间乐曲和古曲改编的。有代表性的改编曲如钢琴曲《浏阳河》（储望华）、《夕阳箫鼓》（黎英海），小提琴曲《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陈钢）、《千年铁树开了花》（阿克俭）等。这些改编的作品大都借用原曲的标题和主要旋律，很谨慎地在曲调发展、和声、曲体的民族风格方面作些有限的探索。真正创作的曲目非常少见，代表作品有钢琴曲《序曲与舞曲》（黄安伦）、《音乐会练习曲六首》（赵晓生），小提琴曲《丰收渔歌》（李立）、《海兰江畔》（金在清）等。

　　文化大革命中的器乐作品，几乎全部都是标题音乐，大部分作品的标题政治性很强，音乐比较重视描幕和叙事，注重外在气氛的刻划。对于器乐创作的特殊艺术规律考虑得很少。

　　三、样板戏

　　样板戏促成了京剧、地方剧和歌曲的大串连，是在遵守“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京剧、地方戏曲、民间音乐等的改革和发展，表现了新时代人民的生活风貌。任何艺术如果没有发展和创新，仅靠以前的成果生存，它就会在不久的将来走向枯竭。只有不断更新自身，才能适应不断发展的人们的审美情趣，进而真实反映不断变化的人民生活。传统的戏曲，几千年来大都是歌颂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反映的内容与现实严重脱节，已迫切需要改革。正是这场改革，带来了京剧艺术的改革和创新。

　　样板戏作为一种高度专业化创作的产物。显然不同于以往任何剧种，剧目的民间艺术创作，因其集中代表了当时各个艺术门类的优秀精英文化及人才，她追求不断完善，追求经典。所以直到现在还依然保持她独特的艺术魅力。

　　文革开始后的1966年11月，康生宣布上海京剧院的《智取威虎山》、山东省京剧团的《奇袭白虎团》、中国京剧院的《红灯记》、北京京剧院的《沙家洪》、《海港》，上海芭蕾舞团的《白毛女》、中央芭蕾舞团的《红色娘子军》，中央交响乐团的《沙家洪》这八部作品被定为革命样板戏，这八个剧目的演出团体为“样板团”。至此，最初从延安时期的《白毛女》发源的革命样板戏全部浮出水面。“样板”，在当时成为一个最流行的词语，江青领导的剧团叫“样板团”，演员们穿的衣服叫“样板服”，吃的饭叫“样板餐”，演员喝水的大罐头瓶子叫做“样板杯”。总而言之，一切皆样板。从1964年至1976年的13个年头中，江青直接领导戏剧改革，采取了“领导出思想、作家出技巧、群众出生活”的“三结合”创作体制，将一批已经出现在舞台上的现代戏剧目，通过精心挑选，集中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以“十年磨一戏”的精神，终于加工制作了一批“光辉的文艺革命样板"，其中包括音乐、舞蹈作品，共计18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