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化发展的历史特色(2)

　　二、宋代文化发展的特点

　　1.多元并存的兼容精神。兼容精神成为宋代知识分子的一般价值取向，这在宋学的开放性与自由度上表现最为充分。表现之一，宋学各派能够“学统四起”，宽容并存。神宗以后的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与苏氏蜀学，南宋中期的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与浙东事功学派，虽然主张不一，甚至针锋相对，但都落在同一政治文化的框架之内。不同学派之间也能够实事求是地肯定对方学术的可取之处。仁宗庆历以后，在儒学复兴思潮的激荡下，尤其是在鼓励直言、自由议论的政策下，各种学派更是得到了迅猛发展，先后形成了新学、濂学、象数学、关学、洛学、朔学、蜀学、闽学、婺学、心学、事功学等主要学派。凡几百十家，而且各学派之间展开自由的交流辩论，各执师说，相互辩难，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第二次百家争鸣的盛况，使宋代的思想文化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和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不仅给学术界注入新鲜的空气，而且推动了理论思想的发展和创新。兼容精神也鲜明表现在宋代儒、佛、道三者关系上。两宋时期以儒学为主体，以佛、道为辅翼的文化格局最终形成，三者基本上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不仅新儒学各家出入佛老，佛门也在学理上融合儒道。宋代三教同设并存的文化策略，不仅迎合了时代的需要，而且直接推动了宋代文化的发展。正是在儒、佛、道三教日趋融合的情势下，宋代士人信奉和兼习佛老之学的现象较之魏晋更趋普遍，许多人往往是既讲儒学，又出入佛道，这不仅使传统儒学发生了变革，直接推动和影响了理学的形成，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儒、佛、道三教同设并行，使宋代士人不同于以往终信一家死守一经，而是“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从而使得宋代文化在各个领域都有所发展和突破。兼容精神还表现在宋代文化雅俗互融的关系上。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市民文化的兴起，宋代精神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世俗化的倾向。士大夫不仅以宽容的态度接纳了世俗流行的下层文化，而且走上了由雅而俗、俗中求雅的发展道路。在文学领域，雅文学与俗文学之间，呈现出突破文体畛域进而融会贯通的趋势。以诗文言志传道，以词曲言情游戏，在宋代士大夫的文学活动里能够各得其所。苏轼以后，又在词这一俗文学体裁中，加入言志传道的传统内涵。在艺术领域，不仅院体画、文人画与民间画齐头并进，各臻繁荣，张择端、李嵩等画院画家更以《清明上河图》与《货郎图》等反映世俗生活的佳作而闻名于世。在宗教领域，影响宋代的最大佛教门派是雅化的禅宗与俗化的净土宗，前者主要流行于士大夫阶层，后者主要普及于普通民众。正是在这种兼容并蓄的过程中，宋代的士农工商不断吸收、消化、借鉴、融合其他异质文化，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宋代文化。

　　2.官学和私学的兴盛。宋初经历了五代之乱，长期的动乱使儒家正统的纲常伦理沦丧，文化教育遭到严重破坏。为了确保新王朝的长治久安，不再重蹈五代短命王朝的覆辙，宋代统治者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注重文化教育建设的政策措施，大力倡导学校教育，将崇经办学作为立国之本。为此，宋政府累诏州县立学，并且赐田给书，积极扶持。对于民间私人办学，政府也采取奖励政策，赐书、赐田、赐额，每有私人办学举动，官府往往刻石立碑，铭为功德，加以表彰资助。在宋政府积极倡导、鼓励下，宋代无论是官府兴学（州、县学校）还是私人立学都很发达，出现了官学与私学并存于世、互为补充的繁盛局面。有宋一代不仅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县县有学，在经济欠发达的落后地区，地方官学也比较兴盛，远远超过汉唐。私学在宋代也极为活跃。宋代私学包括私塾、义学、家塾、村塾、冬学、书院等各种学校，其流布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有的地方甚至达到前所未有的普及程度，如延平府。宋代官私学盛，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士族地主垄断教育的局面，使文化教育下移，教育更加大众化，满足了更多的平民百姓对文化教育的需求，大大提高了全社会的文化素质和文化修养，有力促进了宋代社会文化事业的总体进步和发展。

　　3.积极实用经世理念的实行。宋型文化是积极昂扬的入世型文化，讲究履践，注重实用，强调经世，从根本上关注人怎样生存发展、国家如何安宁强盛，体现出一种淑世情怀。宋学并不如人误解的那样只是空谈性理，同样鲜明反映了经世理念。李觏被胡适称为是一个未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而范仲淹引《周易》穷通之说作为庆历新政的理论依据，荆公新学成为熙宁变法的指导思想，则是宋学经世理念两次大规模的社会实践。即以理学一贯讲求的“内圣外王之道”而论，“内圣”的最终目标还是落在“外王”上，也就是得君行道，治国平天下。从二程到朱陆都曾是企求“外王”的实践者。理学完全转向内省是在南宋晚期以后。至于浙东事功学派的各家学者陈亮、叶适、吕祖谦等，他们的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都明确揭出“经世致用”的旗帜。这种经世理念在士大夫身上的突出表现，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人格基本铸成，并将这种责任感与使命感倾注于经世济时的建功立业中，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号召，都是这种理想人格的最好表述。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理念，与宋朝内外危机相结合，便变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在太学生中也相当普遍，早在宋神宗时期，太学生的清议就号为“无官御史台”，而太学生领袖陈东在靖炎间领导爱国军民的请愿运动，不畏牺牲，更是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

　　宋代是一个重文的文化时代，其文化发展确有其自身的特征，不仅其文化的各个领域，如文学、史学、哲学、科学技术、艺术、教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且其文化层次有了很大提高，其文化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在中国封建社会都达到了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A].王国维遗书：第5册[M].上海：上海书店，1983.

　　[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