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化发展的历史特色

　　摘要：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发展的极盛时期，其文化发展具有鲜明的历史特色。主要表现为：三教并行、官私学盛、崇尚儒雅、学派林立。宋代文化具有兼容精神、创新思想、经世理念、理性态度、民族意识等时代特点，在中国文化史上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两宋文化之所以能在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与两宋文化发展的历史特色分不开的。

　　关键词：宋代文化繁荣原因发展特点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两宋文化的发展是令人瞩目的。对此，不少先哲前贤曾予以高度评价。王国维认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1]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一些日本学者则把宋代文化称之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期”这些评价并无言过其实之处，它是建立在对中国封建时代文化整体性把握的基础之上的。本文拟对宋代文化发展的历史特色作探讨，以期说明两宋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

　　一、宋代文化繁荣的原因

　　1.宋代文化继承了前代的影响。文化有其发展性和延续性，当我们考察宋文化时，应把它放到历史的进程中，而不是孤立地分析其繁荣的原因。宋代文化的繁荣表现为哲学、史学、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领域的全面发展，这种繁荣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得益于汉、唐以来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积淀。唐中叶以来，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由于两税法的施行，在土地所有制关系中，经济因素的地位开始上升，政治特权因素的地位开始下降，从而对名门贵族产生了巨大冲击，即使是豪强地主也可能“朝为富室，暮为穷民”。加之唐末、五代的战乱打击，名门贵族势力被严重削弱并趋向消失，社会呈现贫民化的趋势。这种社会结构的演变至宋代形成新的格局，并带来意识结构的演变，一个突出的反映就是“取士不问家世”各阶层都可以接受教育，参加科举考试，使教育进入贫民化阶段，从而使文化得以走向更广泛的社会人群，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较好的社会基础。开创于隋唐的科举制度被宋继承并完善，为宋代文化繁荣奠定了人才基础。宋代废除“公荐制”采用“糊名”、“誊录”等办法，使科举考试趋向公平。同时，统治者又对其进行改革，使经义、诗赋、策论在考试中几乎占了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就要求应试者有较宽的知识面、较强的分析能力和独立见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士人的知识结构，有宋一代一些闻名于世的大家多兼长文章、经义、节义与政学。而这种变化得益于科举制度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宋学批判地继承了汉代的训诂之学、唐代的辞章之学，并融合了佛老等异质文化发展起来。

　　2.宋代治国政策的推动。赵宋王朝开国以来，鉴于唐末五代武人跋鹿、斯文扫地的弊端，从太祖赵匡胤开始，就实行了一条“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从开国起，就长期推行一些比其他王朝独特而又宽容的国策，不期而然地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大量吸收文人参政，打破了以军人为中心的统治结构，奠定了文化繁荣的根基。吸收文人参政主要是通过改进从唐开始推行的科举用人制度。科举制在唐朝尚属初创，还留着荐举制的种种弊端，新老世族可凭借其政治、经济优势和传统的社会地位，继续把持取士大权，科场成绩好坏，并不能成为录取与否的主要标准，这就限制了新兴庶族地主阶级和一些有才华人的竞争机会。宋代做了三个重大改进：彻底取消了门第限制，无论士农工商，凡具有一定文化的读书人，皆许投牒自进，已无任何出身限制，从而扩大了取士范围。再是宋代不仅永远结束了世族地主垄断科举的局面，即使是宦官子弟也很少能在科场上保持其优势。收回取士权的同时，废除“公荐”制度，严格考试程式，特别是推行封弥、誊录之法以后，从而保证了科举考试中“一切以程文为取留”这一公平竞争原则的实施。考试内容趋向多元化，如进士科由唐以诗赋转变为经义、诗赋、策论并重，明经科经义由试墨义改为试大义。这一改进使读书人光凭背诵儒家经典或擅长吟诗作赋已难以取得科第，只有开拓知识面，培养独立见解和分析能力，才有可能在激烈的科场中取得胜利，转而推动文化学术发展。宋朝统治阶级就是通过推行科举制度加快封建社会向后期转变，新兴的庶族地主阶级成了新的统治阶级基础。与此同时，还推动了宋代文化的普及。两宋读书人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自北宋中后期起，不论地近京畿的州县，还是川广等僻远地区，到处都是读书应举之人。给文人以优厚的俸禄，使封建文人精神文化需求扩大；经济发展、社会动乱向士人提出更多创作材料和需要回答的问题，新的文化传播手段普遍应用等，就为文化繁荣发展具备了更多有利条件。宋代文官制禄之厚为历代王朝所未有。这些文人士大夫因有一份比较优厚的俸禄，生活上免去了许多后顾之忧，加上官僚机构空前庞大，大量官员无所事事，从而追求物质精神文化享受。整个宋代历史几乎都充满着一种“忧患意识”，特别是民族矛盾，造成了澶渊之盟、靖康之耻这样重大事件，并由此导致北宋的灭亡和南宋的偏安江左。这种民族的耻辱，偏安一隅的现实刺痛了有血性的学者，他们纷纷借著作呼吁收复失地，恢复大一统的江山。宋代因社会经济有显著进步，像造纸业等有了很大发展，毕昇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雕版印刷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官私刻本都盛行，作为传播文化知识重要工具书籍的大量问世和流布，反过来又有力推动了文化的普及。文人比较有言论自由，这也是宋代文化繁荣的重要原因。北宋王朝自建立以来，就把注意力分别集中在：如何消除各地的割据势力，如何防范文武大臣篡夺之祸，如何抵御北方强大敌国契丹王朝的侵袭，如何禁止百官凭借种种缘由而结为朋党，构成专制政权的一种分割力量，等等。这种错综复杂的问题，使得北宋最高统治者们实在没有余力再去对文化实行其专制主义。因此他们对于儒、释、道三家无所轻重于其间，对于思想、学术、艺术领域的各个流派也一概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

　　3.宋王朝内外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文化的繁荣离不开经济的发展，宋代的农业、手工业、商业与前代相比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宋代文化的繁荣，除了内在因素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相互影响也是重要的原因。自汉武帝打通西域丝绸之路后，东西方文化就开始交流。到了宋代，较之唐代又向前发展了很多。宋不仅和北非、东非的国家有了直接交往，而且对周边国家的贸易有了新进展。在对外贸易的过程中，宋王朝也注重同这些国家的文化交流，不仅向外传播自己的文化，同时还对亚、非一些国家文化中先进的成分加以吸收、融汇。在这方面宋王朝既不保守，又不自大。由于宋代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丰富了文化内容，对宋代文化的繁荣产生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