绚烂与苍凉(2)

　　表面看来，排比句式不宜写实，而善“务虚”，但事实上，在周海亮这里，却能随心所欲不逾矩。《母亲》和《炒面八钱》在这方面很突出。这两篇作品均极震撼，《母亲》中描写了一位忍辱负重千方百计把子女抚养成人的母亲形象；《炒面八钱》则写的是饥荒年代两小姐妹借尸冒领救济的故事。母亲为了儿女以身体为饵换取钱物，虽受尽屈辱，但极坚韧而自重。在母亲这里，身体因而具有了献祭和救赎的双重意义，它既可以为了儿女献出自己的身体，也可以用身体去救赎将死的鳏夫甫大夫，这一形象并非仅仅那种“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可以概括（《母亲》）。小说以非第三人称“母亲”作为叙述的对象，背后其实虚拟了一个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即母亲的儿子——的存在：叙述者虽冷眼旁观，但早已是情不能已了，这使得小说始终浸染于情感的流布中，别有摇曳多姿。相比《母亲》中的感情充沛而外露，《炒面八钱》则写得不动声色而凄楚泠然。饥荒袭来，饿殍满地，父母相继饿死，在这一背景下，两个小姐妹——一个十六，一个十二——天未亮即踏上了领救济炒面的路程。炒面按人头领取，一人八钱，而为了能多领一份拿回给“倔强”的哥哥，她们不惜裹了一个死去不久的童尸前往。未及成年的小姑娘，目睹遍野的尸体，触目惊心而见怪不怪，足见饥馑下人世的苍凉和无助，以及并非冷漠的麻木。无需继续阅读，即能感受到小说背后透骨的悲怆，可以肯定，《炒面八钱》当是周海亮的小说中最内敛最节制最写实也最令人震惊的作品了。相比之下，《暗哑之光》虽然也倾向于写实，但无论是题材和主题等各方面都略显俗套而平庸，由此也不难看出周海亮在写实方面多少有些力不从心。

　　有趣的是，周海亮的很多小说往往背景和年代两皆模糊。他的小说很少能看出发生的时代背景，即使偶露时代的痕迹，像《大水》、《母亲》和《亲爱的杂种》等那样，也其实是在努力保持同时代间的远距离，而营造出一个个隐喻式的静态自足空间。《大水》中出现又消失的“大水村”是最有象征性的一例，在小说中，“大水村”原先是沼泽中的一个自然村，只有叙述者“我”一家人居住其中，后因外界发现，而被命名为“大水村”；这个村落因被水环绕而得名，也因大水围困而最终自地图上消失。但导致其消失的并不仅仅是洪水滔滔，而毋宁说是这个“飞地”之外的文明社会，是文明社会的诱惑使得“我”的爷爷、父亲、母亲和“我”眼光散乱，内心惶惶，村落也最终陨没于无。《炒面八钱》中，因饥饿而引发的种种景象，虽让我们充满遐想，但终不能确定发生在哪一具体时空，因而也就不能说成是一部社会批评/批判小说了。周海亮的小说，这种虚化时空的倾向，使其呈现为一种寓言式的写作，很难也很少有具体针对性，其结果往往也只能从象征的角度加以解读。《大水》中对人与自然及文明世界间关系的思考，《炒面八钱》中对人性的冷漠与深沉的表现，《献祭》中对人类以献祭为名进行的杀戮的寓言呈现，《充气娃娃》中女人对自己作为工具——充气娃娃——的想象和嘲讽。等等，尽皆如此。《灵魂监狱》即是这一典型。这篇小说一改传统意义上张扬灵魂的高洁与鄙视身体的堕落的叙述成规，而把灵魂看成人类的罪恶本源：肉体可以消灭，灵魂不死，故而人类的罪恶也便永世长存不可磨灭。小说的象征意义十分明显。

　　而也正是这种象征主义的追求，使得周海亮少有去关注人物的内心：周海亮擅长外部（动作）的渲染和语言的铺排，于人物的内心则较少涉及。终究，人物内心的生动活泼与否，与象征或隐喻的表达并无过多关联。这也造成了周海亮的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平面化倾向：他笔下的人物虽情感贯注，但却并不生动。对此，作者不知是否已有意识？而事实上，比如像《母亲》中三贵的形象和《喑哑之光》中的云霞就带有几分内心的深度，但因为叙述者专注于外部的濡染，或象征意味的表达，于人物内心的探索上并不能有所推动。同样，《灵魂监狱》中虽然把视角对准人类的精神层面，但却只是从象征和寓言的角度展开，人物的内心世界仍旧是一片未知的领域。

　　这也形成了周海亮小说的另一特色，即，相比作品中作者/叙述者形象的酣畅淋漓气韵生动，主人公的内心则有平面化风格化的倾向。我们一方面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明显感觉到情感外露性格鲜明的作者/叙述者形象，但对他作品中主人公的内心及情感波动却不甚了了。情感上的力度是周海亮的特色及特长，但如果不能有效节制或控制，其结果也可能是作者/叙述者的情感倾向太过明显，以至掩盖了主人公的光芒。作者/叙述者情感的照耀下，是主人公内心的苍凉与苍白，这样的小说，凸显的仍旧是作者或叙述者，流风余韵所及，稍不注意主人公即会沦为作者/叙述者的傀儡，这在莫言的很多小说中偶有显露。前车之鉴，作为同乡兼后辈的周海亮，想必会处理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