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华文化的传承与音乐的关系

　　【摘要】中国古代音乐是中华文明传承的载体之一，从某种程度而言，它反映了中国文化中古代哲学、艺术、思想、宗教，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历史政治、经济、对外关系、市民生活的真实写照。通过对古典音乐的鉴赏、分析，从中能全方位的感受我国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

　　【关键词】：中华文明；等级制度；礼制；丝绸之路；佛教

　　中华文明的发展，宛如一条连绵不绝的历史长河，从未断绝。而同时期的文明古国，或毁于异族的征服，或湮没于地理环境的变化，成为文化的断层。

　　为何独有中华文明能如此一脉相承？众多学者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进行了探讨。作为中华文明表现形式之一、中华文化载体之一的音乐，在其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类最早的音乐，应该是产生于生产生活中。在不同文化土壤中孕育出不同的音乐，而且同一民族的音乐特点在不同的时代会相应有不同的时代特点，可以说音乐是文化内涵的外在表现形式。一种音乐所表达的涵义应该是和该民族的文化理念相应的，从音乐中，我们能感受到某一民族或某一历史时期思想观念、政治特色、人文理念、经济发展、社会风貌等等。

　　一、音乐与中国古代政治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有一个观念始终贯穿于发展的主线，那就是中国是一个等级制的社会。在等级中，各阶层都有严格的划分，从衣食住行到国家政治，无不有等级的影子。任何随意破坏等级的行为，则被视之为僭越。作为文化载体的音乐也是等级制表现形式之一。孔子曾非常不满鲁国的季氏擅自在自己庭院奏乐舞蹈使用了周天子的八佾，气愤地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①“佾”是古人乐舞蹈的行列，8个人为一行，这就叫一佾。八佾是8行，共64人，按周礼只有天子才能用。季氏的行为显然是不符合礼制的。

　　由于礼仪活动实质上是王权制度的形象化展现，因此，出于对社会稳定和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考虑，礼乐制中自然会强调音乐行为上的等级规范，并形成一整套制度。如在大射礼仪活动中，由于等级地位高低不同，所奏的乐曲也不同。《礼记》、《周礼》都记有天子以《驺虞》为节，诸侯以《悝首》为节，卿大夫以《采频》为节，士以《采蘩》为节。

　　不仅在乐曲中有这样严格的规定，在乐器中同样也是如此。1978年在湖北省随州市成功发掘了曾侯乙编钟，它是由65件青铜编钟组成的庞大乐器，其音域跨5个半八度，12个半音齐备。一般来讲，在早期中国宫廷中，编钟和编磬是贵族和宫廷用乐的标志，也是显示身份的象征。但在具体使用编钟和编磬的数量以及在摆放的方式上是有严格的规定。编钟、编磬均为悬挂的乐器，钟架造型有四面挂钟的，为王者；三面挂钟者为诸侯。

　　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的音乐中，等级制度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正是这样的等级制构成了中国古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稳定结构。

　　二、音乐与中国古代礼制的关系

　　孔子曾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兴于诗，强调诗的教育之重要；立于礼，以礼的精神规范自己的行为；成于乐，最后的完成在乐。

　　何为礼？广义的来讲，礼应该是一种社会道德的典范准则，也是一种文明社会共同遵守的契约。西周时期，周天子分封天下，所分封的诸侯国林立，为维护其以周天子为中心的有秩序的统治，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开始制礼作乐，即周礼。周礼作为各级贵族的政治和生活准则，成为维护宗法制度必不可少的工具。礼是精神内涵，而乐是礼的表现手段，这就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基础“礼乐制度”。

　　周代宫廷最重要的音乐活动，都用于各种典礼仪式中。从史籍的记载看，周礼仪活动内容相当繁复，在祭天地、宗庙、大飨、燕礼、大射以及乡饮酒、王师大献、行军田役等礼仪活动中，都有音乐活动。祭祀天地、宗庙的音乐，一般用“六代乐舞”。大飨礼，即天子飨诸侯，或诸侯相飨，《礼记·仲尼燕居》中有对大飨9种礼节与所用音乐的具体说明。燕礼是周代君臣宴饮之礼，《礼记·燕礼》对宾主献酬之后，乐工如何鼓瑟吹笙、演唱歌诗的音乐行为有详细记录。

　　对普通人来说，通过乐来进行教育，教化人使其达到知书识礼，对社会的稳定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国古代儒家要求士掌握的6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出自《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这就是所说的“通五经贯六艺”的“六艺”。六艺现代解释，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等6种技艺。可以看出乐是古代士人必须掌握的技能，而通过对六艺的学习，才能让普通人升华为士人，从而使社会精神呈现一种向上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