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是一个由多侧面、多层次规律构成的规律体系，提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水平，必须深刻认识和把握各规律的内在规定性和客观必然性。“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1]，规律深刻反映着事物的本质联系、发展方向和必然趋势。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发端于育人环境的深刻变化。“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是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改变的共同基础。马克思关于环境、教育与人的发展相互关系的论述启迪我们，准确把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重中之重就是要辩证地看待网络环境、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人的发展的本质联系及其矛盾运动的必然趋势，深刻认识和把握网络环境发展的规律、网络环境下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的规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规律。
二深刻认识和把握网络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
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文化环境不仅是一种技术的存在，更是一种植根于网络社会的以人为主体的文化存在。恰如曼纽尔·卡斯特所说：“由于历史演变和技术变迁的汇聚，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互动和社会组织的纯文化模式中。这便是为何信息是我们社会组织的主要成分，以及为何网络之间的信息是我们社会组织的主要成分，以及为何网络之间的信息和意义构成我们社会结构的基本线索……这是一个新存在的开端，事实上也是新时代的开端，即信息时代，其独特之处乃是文化相对于我们生存的物质基础获得了自主性。”[3]网络文化作为一种全新文化形态的出现，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形成发展的基本规律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文化与科技相融。技术是网络文化产生的物质基础，网络文化具有鲜明的技术性特征；文化是网络文化发展的精神内核，网络文化以文化人的特征十分鲜明；技术与文化的相互依存、相互交融不断推动着网络文化发展。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推动网络文化发挥滋润心灵、陶冶情操、愉悦身心的作用，网络技术架构已经深深嵌入到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之中，并成为人的精神文化活动的基础要素。与搜索引擎技术、实时传输技术、虚拟现实技术、音视频播放技术等相伴而生的博客文化、微博客文化、播客文化所具有的传统文化不具备的易检索性、交互性、虚拟性等特征，有力提升了文化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也更受人们的青睐。
（二）现实与虚拟共生。“网络世界的主体既有虚拟性也有现实性，网络世界的客体既有虚拟性也有现实性，作为技术世界、社会世界和文化世界的网络世界也都既有虚拟性也有现实性。”[4]现实是网络文化的内容之源，社会问题网络化是网络环境下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虚拟是网络文化的表现形式，文化的数字化、网络化是网络环境下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现实与虚拟的相互联动、相互演变不断丰富着网络文化的内容与形态。从实践性生成的角度看，“现实社会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观和文化积淀作为在线实践的具体背景，会对网络文化的生成具有重要的影响；反过来，新生成的网络文化范式也将对现实文化产生作用。”[5]
（三）人与网络互动。人是网络文化的创造主体，人的文化需求是网络文化发展的动力，网络文化是人决定文化与文化决定人的高度统一，人既是网络文化的创造者，又是网络文化的改造对象，人对网络文化的创造是积极的、主动的、有目的的，但人在实践的时候又往往会受到网络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网络是网络文化的技术载体，网络的发展是网络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互联网业已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平台、促进人们精神生活健康发展的广阔空间；人与网络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不断推动着网络文化的演进与发展。网络文化就是在人与网络的良性互动过程中实现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和谐统一。
三深刻认识和把握网络环境下人的
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的基本规律“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2]为此，我们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应当高度重视各种环境因素特别是网络环境对人的发展，尤其是对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的影响。总体而言，“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的产物，是主体内在思想矛盾运动转化的结果。主体内在的思想矛盾运动是主体内在的知、情、意、信、行诸要素由不一致到一致、不平衡到平衡的矛盾运动的结果，是主体对一定社会要求的反映同原有的思想品德状态之间的矛盾运动。”[6]从知、情、意、信、行矛盾转化的角度来看，网络环境下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规律，突出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认知的“选择性扩张”。网络环境下的思想品德认知具有无序、多向、难控等特点。互联网在促进社会文化创新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传统思想观念与现代思想观念相互交融，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碰撞，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相互交锋，健康文化与腐朽文化相互较量，社会思想意识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互联网是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文化差异的倍增器、道德认知的放大器，“在网络社会环境中，网络正是通过为人们提供大量的知识性认识和价值性认识来影响和制约人们实践的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形成。”[4]思想文化越是纷繁复杂、真假难辨，越容易对人们已有的认同造成瓦解并引发思想认识和价值取向的多重困惑。现代人婚姻观从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从一而终、自由恋爱到闪婚、网恋、网婚、试婚、一夜情的转变，就是认知的“选择性扩张”的重要体现。
（二）情感的“蝴蝶效应”。网络环境下的思想品德情感具有微聚合、核裂变、互联互动等特点。“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但是从感情及其激起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看环境如何。”[7]互联网凭其开放程度高、传播速度快、社会影响大的优势，更容易促成情感诉求的跨时空和跨地域传递，进而实现“微情感的动员、微力量的聚合”。网络群体表现出来的情感不论是好是坏，其明显的特点就是极为简单而又超乎寻常。一项微公益活动就能微出亿万网民的社会责任感、担当精神，一组网络艳照就能照出集体窥视隐私的“窃喜”与娱乐至死的“狂欢”，一位贾君鹏这样的虚拟人物就能引爆互不相识的群体的嬉笑戏谑，一张“笑脸﹢名表”的图片就能激起最广大网民的怒骂与反腐情结。
（三）意志的“从众流瀑”。网络环境下的思想品德意志具有非理性、传染、趋同等特点。组成群体的个体的“无意识”心理是道德意志中“从众流瀑”形成的心理基础。个体易于接受暗示的表现，造成相互传染的结果，使得意见向群体的某一端倾斜，“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他不再是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再受自己支配的玩偶。”[7]网络则进一步扮演了“信息助推器”的角色，开放的联系、快捷的互动能形成“强大的弱连接”，并最终呈现出集体井喷、非理性的从众流瀑态势。这可以从声势浩大的2010年“6.9圣战”中得到有力印证，受圣战发起者宣传鼓动而盲目随从的围观者、参战者，在互联网上很好的实践了“自由表达”的众声喧哗。
（四）信念的“涨落突变”。网络环境下的思想品德信念具有盲信、盲从、易变、短暂等特点。“只有环境的单一性，才能造成明显的性格单一性……一切精神结构都包含着各种性格的可能性，环境的突变就会使这种可能性表现出来。”[7]当前，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调结构转方式的战略机遇期，教育环境在系统各要素的相互激荡、相互作用下，也势必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多样，更加善变，网络环境的这种特质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对人的道德信念的影响也更为剧烈。借助网络“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7]这可以从2011年日本核危机引发的“全民抢盐风波”中得到生动反映。在疯狂传谣中的无盐以对与专家辟谣后退盐族的无言结局之间，科学信仰的迅速迷失与回归表现得尤为明显。
（五）行为的“群体极化”。网络环境下的思想品德行为具有行为主体的群体性、极化反应的快捷性、极化过程的隐匿性、极化结果的破坏性等特点。我们业已进入的以社交网络为核心的网络时代，千真万确是一个群体的时代。社会化软件的隐匿性、互动性、共享式、多中心、超时空等特性能使原本互不相干的人们以更加隐蔽、机动、高效的方式组建群体、共同行动。恰如克莱·舍基所言：“由于分享和协调的成本已经瓦解，这些原本互不协调的弱势群体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和更有效的方式共同工作，对抗强势对手。现在实时的协调也将越多地取代事先的安排，群体行为的组织过程可以是隐形的，而结果立即可见。”[8]这可以从2010年底以来的中东北非革命中得到有力确证。从突尼斯、埃及等国的剧变过程看，社交网络无不发挥了传播政治信息、塑造社会舆论、推动网络政治参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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