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秋》不和谐的双声：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

由韩国导演金泰勇执导，中国女演员汤唯、韩国男演员玄彬主演的爱情电影《晚秋》在亚洲及西方国家上映后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影片以美国西雅图为背景，讲述一个弑夫假释的中国女人和一个靠出卖色相为生的韩国男人在异国他乡的爱情故事。因杀死丈夫而在监狱服刑的中国人安娜（汤唯饰）由于母亲去世而获得三天假期，七年来首次踏上归家之路，去西雅图参加母亲的葬礼。安娜在前往西雅图的长途汽车上邂逅了韩国男人勋（Bin Hyeon饰），两人在接触过程中渐生情愫，发生了一段短暂而炽热的爱情。影片的两位主角皆为生活在美国的亚洲人，影片因为他们美籍亚裔的“边缘”“流散”身份而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寓意。影片运用具有矛盾性质的后殖民主义叙事话语，呈现了生活在西方世界里的东方人那种看似主体，实则“他者”，看似主宰，实为被控的尴尬身份，深刻揭示了进入西方世界的东方流散族在殖民与后殖民冲突语境的夹缝中求生存的艰难和被动。导演在没有物质的殖民地空间的影片中建构了“话语状态”的后殖民空间，在浪漫的爱情主题之外隐晦地涉及了流散批评问题，在简单的情节背后呈现了复杂的殖民与反殖民意向。
　　一、生活在西方世界的东方人：主体？他者！
　　“他者”（the other）是后殖民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不仅意味着不同文化在审视对方时所产生的差异感，它更体现了“优势”文化（多为西方文化）在注视和想象“弱势”文化（主要东方文化）时，将对方异化，甚至边缘化的过程。由于处于优势地位的文化通常是话语权的掌控者，他们甚至掌握着世界通行的话语体系，因而他们时常“天然”地处于主体位置上，在注视、想象及言说“弱势”文化时往往不满足于纯粹的审美及表述活动，而是将意识形态秘密和国际政治机制蕴藏其间。处于“优势”文化地位的西方人在各种有关东方的文本中总是居高临下地巡视着东方，将“东方”呈现为类型化的“他者”形象：原始、野蛮、懒惰、狡猾和充满危险。而东方文化的主体本身却很难获得文化主体的位置，他们常常是“客体化”的，即使在他们的主体活动中，也通常表现出文化自主性的缺乏，其文化身份摇摆不定、模糊不清，甚至不自觉地呈现为对“强势”文化声音的附和及重复。《晚秋》正是这样一部影视文本，影片在东方电影的自我表达中，一定程度地显现出了东方自我想象受到西方文化制约的痕迹。
　　一方面，《晚秋》一反殖民叙事惯用的以西方国家为中心为正面，以东方国家为边缘为负面的表现方式，影片自始至终将东方设置为中心，尽管故事发生在美国西雅图，但影片的中心人物都是亚洲人，西方面孔在影片中一律被弱化为配角。整部影片中，镜头以西方人为主要画面，且以近景来加以呈现的情况只有两次，其他时候影片镜头中的西方人基本上只是作为画面背景出现。其中最为典型的片段是安娜与勋在游乐园观看西方情侣的表演，安娜和勋这两个亚洲人处于“看”与“言说”的位置，成为“看”与“言说”的主体，而西方情侣则被置于他们的视阈下，处于“被看”和“被言说”的状态。
　　通观整部影片，我们发现镜头几乎没有离开过安娜和勋这两位东方人，影片完全以这两个处于美国社会边缘的东方人的言行来引发故事，推动情节。影片分别以安娜的弑夫和勋的逃亡开始影片故事，然后跟随他们的脚步，循着他们的心路历程，影片渐渐拨开罩在他们身上的那些所谓的杀人“罪名”，慢慢祛除观众对他们不良的表面印象，最后还原东方人的本真面貌：善良、真诚、仁爱、重信义。
　　而另一方面，当我们抛开表面的情节来深究实质时，却发现影片中对东方人形象的塑造，实际上依然是作为他者的形象出现，来反衬西方人的优越。安娜和勋的生活和经历都呈现出了“文化霸权”之下“他者”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