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澳门文学批评学院化转型

　　摘要：澳门文学批评遵循学科发展的一般模式，经历了印象批评到学院研究的转换过程。作为一项仍在持续的学术任务，澳门文学批评的学院化始于90年代，立足史实与立足当下是学院学术并行不悖的追求。以新生代本澳学者为主体的学院研究兴起，对于推动澳门文学经典建构、提升澳门文学阐释及其历史认知的学术品格至关重要，同时也引领了研究思路向纵深发展的可能。

　　关键词：澳门文学；印象批评；学院化；批评转型

　　中图分类号：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63（2014）1-0058-06

　　在“两岸四地”文学研究中，澳门文学起步较晚。塑造澳门文学自身的独特性，并与大陆文学展开思想与艺术的平等对话，是80年代澳门文学形象建构的朴素动机，也是确立澳门文学创作与研究主体性的重要目标。澳门文学研究遵循学科演进的一般程序，走过了从印象批评到学院研究的道路。印象批评的弊端不难发现，隐藏于学术话语与思维中的价值判断则不容易察觉。可以说，立足于史实与当下是澳门文学研究转型的两个基本方向，也是推动相关研究品格提升的重要途径。本文以梳理研究进程为线索，针对澳门文学批评/研究呈现出来的特点试作分析，并探讨研究思路向纵深发展的可能。

　　一、澳门文学批评空间及特点

　　澳门文学研究之所以起步晚，主要和文学自身的发展尤其是文学意识的自觉有关，已故著名学者余虹曾指出：“一个地区的文学批评的发生既有赖于这一地区文学与文化的持续发展，还有赖于文学意识的自觉和相关社会条件的成熟，而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澳门，这些前提都不存在。”余虹这篇文章分别从诗歌批评、小说批评、戏剧批评、散文批评、专题批评等5个方面勾勒了澳门文学批评的总体面貌，也从价值中立的立场出发，客观评述了本澳批评家的理论视野及其不足。

　　澳门文学批评参与者众，成果亦多，90年代中后期活跃于《澳门日报》、《华侨报》、《澳门笔汇》、《澳门现代诗刊》、《澳门写作学刊》等报刊的批评家不下30人，出版个人论著十多种。李观鼎先生在编选《澳门文学评论选》（1998）时谈到批评队伍的壮观，

　　比之于创作，澳门文学批评虽略嫌薄弱，却也未遑多让。持平而论，在澳门，涉足文学批评的人并不少，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来：李成俊、李鹏翥、陶里、云惟利、胡晓风、韩牧、黄晓峰、郑炜明、庄文永、廖子馨、汪春、张春防、穆凡中、周树利、施议对、邓景滨、凌钝、懿灵、黄文辉、王和、缘源、齐思、林玉凤、穆欣欣、冯倾城、胡国年、李观鼎等，不下30人。他们之中的多数人，或许并非纯粹意义上的批评家，但是他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展开的诗评、文评、剧评，确乎对澳门文学创作产生着实际的影响。

　　总体而言，80年代以来的澳门文学研究像所有学科的发展模式一样，走过了一条从印象式批评到学院研究的曲折道路，并且仍然在路上。一个有趣的现象是，80、90年代有关“澳门文学”诸种问题的讨论，大部分是以讲话稿的方式与公众见面的。尽管讲话稿内容本身可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甚至针对现实问题的即兴发言加入了书面表述时比较忌讳的尖锐性，由于受面对一般听众表达的演说模式规定，所涉主题与逻辑推理不可能以学术专业化思路缜密展开。组成本澳文学阵列的成员普遍兼有多重身份，不论是创作还是批评，符合李观鼎所概括的“非生产劳动性”特点。换句话说，二者皆非文化人安身立命的主业，参与其中全凭个人爱好与兴致，因此难以回避“业余性”特征。

　　余虹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澳门文学批评扫描》一文中表达了批评向学院研究转换的端倪，就展开逻辑而言，“专题批评”不应当与诗歌批评、小说批评、戏剧批评、散文批评等并置，但他非常看重涉及各类文体的批评现象，着重介绍了廖子馨的女性文学研究、汪春的土生文学研究、庄文永的文化透视，并将这些专题批评的出现作为澳门文化批评走向“现代化”的标志。所谓“现代化”，余虹认为专题批评“超越了澳门传统批评的平面化散点铺叙的模式，开始以系统理论的批评眼光，将某一现象论题化，形成论述焦点，同时采用逻辑推理和经验举证相结合的方式展开论述，从而为澳门文学批评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维度”。用今天的时髦说法，专题批评具有问题意识，比之于漫泛的个案批评，现象的论题化有利于讨论的深入拓展。

　　其实在澳门文学评论界内部，李观鼎、黄文辉、寂然等人首先注意到本澳文学批评呈现出来的局限，李观鼎多次谈到澳门文学批评具有小城特有的“温和性”，并且真诚直率地反省了这种温和所带来的负面效果：

　　这种以说“是”为主或者说以表扬为主的批评，对于成长中的澳门文学，尤其是刚刚出土的文学新芽，具有不可忽视的保护作用和鼓励作用。80年代后期“五月诗社”新生代诗人的崛起，近年来“如一诗社”年轻诗人的成长，都受到了文学批评的扶助和支持。但是，这种批评期许、褒扬有余，点拨、指正不足；强调相容而避免相争，较多谦让而较少交锋；重于文学作品的解释、引申和阐发，而疏于文学取向的澄清、选择和导引，其结果，使澳门文学批评至今尚未完全摆脱如当代美国批评家默雷克里格尔所说的“派生于创作的二等艺术”的处境。

　　一味的相容，虽然包含着对创作个别性的尊重，但同时也消解着批评的权威性地位；过多的首肯，尽管维系了与文学的和平共处，但同时却丧失了批评的自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