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的想象：现代小说最初的澳门面影(2)

　　小说中的男人主人公“我”名叫李白时，在流离到M港时竞遇到了旧相识老三。老三是“我”在上海民德里租居时认识的四姊妹中的一位，故事中的四姐妹都美貌异常、活泼可爱，热烈开放。最初“我”爱上了四姐妹中的老二。但是，老二虽然喜欢和“我”嬉闹，最后却与一位来自北京的大学生订了婚。遭遇打击的“我”得到了老三的同情。为了安慰“我”，两个人曾一同游玩苏州。虽然老三主动引诱“我”，但由于“我”的心总在老二身上，终于没有动心。现在阴差阳错的是，我和三姐“同为天涯沦落人”，竟然在澳门街头重逢。小说描写了这样一个传奇的偶遇故事，读者或许希望看到一个中国传统通俗话本的“大团圆”——至少是“小团圆”结局，但这篇小说虽然让“我”与老三重逢，互诉衷肠，最终却仍然让两人发乎情而止乎礼地各奔东西。通过这个偶遇故事，小说显然是要展现乱世里个体飘忽不定的情感命运和身不由己的人生境遇。小说对于澳门的描写是那样的细致、真切：

　　说起这M港，大约是大家所知道的，是中国人应许外国人来互市的最初的地方的一个，所以这港市的建筑，还带着些当时的时代性，很有一点中古的遗意。前面左右是碧油油的海湾，港市中，也有一座小山，三面滨海的通衢里，建筑着许多颜色沉郁的洋房。商务已经不如从前的盛了，然而富室和赌场很多，所以处处有庭园，处处有别墅。沿港的街上，有两列很大的榕树排列在那里，在榕树下的长椅上休息着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都带有些舒服的态度。正因为商务不盛的原因，这些南欧的流入，寄寓在此地的，也没有那一种殖民地的上人紧张横暴的样子。

　　上述文字表明，郁达夫确曾到过澳门，他对于澳门的空间描写十分具体、准确，更重要的是，对澳门风土人情特别是殖民者神情风格的把握十分贴切，与仅仅是想象中的殖民地澳门完全不是一回事。M港被描绘成一个远离政治动荡和社会纷争的安静闲暇、有异国情调的城市。这里风景绝佳，有碧油油的海湾、中古时代的建筑、新式洋房和别墅。叙述者认为中国人、外国人在这里都过得很舒适，殖民统治者也没有一副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神态。以致这样一个安静悠闲的城市，让我产生了“以后不再迁徙了，医学论文以后就在此地住下去吧”的念头。

　　郁达夫小说中描写的这座“港市中”的一座小山。乃是他寄寓的“西面小山”，指现在的主教山，西望洋阁所在地，“沿港的街”乃是今天的南湾大马路，也正是这条沿港的街上，确实有两排大榕树，树下有供人歇息的长椅。根据杨青泉等人的考察，郁达夫写到主人公从西面山上的小旅馆走下山来，所经过那条“行人很少”的P街，应该是西湾街，从这条P街走到最热闹的长街，应该就是亚美打利庇卢大马路，那里有最热闹的百货店。在这条热闹长街的最东头，“朝南一转”，有“一家名叫望海的大酒楼”，其实是五洲酒店。他所写的“望海酒楼间壁的一家外国旅馆”其实是泰安大旅社。

　　原来，精赤裸裸的写实者郁达夫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在80多年前真实的澳门，一个在特别真实的作家真实描写中的澳门的一部分。除了他所选用的名称有所不同，他对于澳门实景的叙写可以说细致逼真，毫厘不爽。仅凭这样一种毫厘不爽的地理描写，就可以断定，郁达夫一定来过澳门。

　　郁达夫来澳门的时间应该与他小说中所写的基本吻合，在1926年11月初，冬季。查郁达夫日记，他一直想乘在广州工作之闲暇，去岭南的各处走走：“好个秋天的风色，可惜我日暮途穷，不能细玩岭表的秋景，愧煞恨煞。”11月2日被任命为出版部主任，似乎同时卸去了英文系主任职务，这必然令他心下极为不爽，恰在此时，“学校里又起了风潮”，利用这段时间到澳门这样的地方去排解自己内心的忧烦可谓顺理成章。

　　问题是，向来喜欢毫无保留地通过小说或者日记记录下自己行径的郁达夫，为何对此次澳门之行毫无所记，在小说中露了些首尾，但也从不加以确认。这似乎不符合郁达夫的性格和行笔风格。这个问题也许无解，但不能因为这个可能无解的问题而否定郁达夫来过澳门，见识过澳门的基本事实。

　　三、澳门想象：“寄寓之所”

　　既然如此，作为小说主人公的李白时可以选择离开，仍旧回香港去，可作为作家的郁达夫为什么没有选择就此留下呢？这是因为，郁达夫终究离不开对澳门的想象：这不是一个真正的安闲之地，它不过是“寄寓之地”。

　　郁达夫以优美的文字和印象描写澳门，表述澳门，但并没有真正将澳门看作自己的归宿之地，因为，这个城市毕竟是“他者”，只适合于“流寓”或者“寄寓”，哪怕是美丽的“流寓”，舒畅的“寄寓”。作家是否真是这样想的，或许需要研究，但他真是这样写的。这就意味着，这个小城对于他来说，只是适合于想象的对象。

　　在作家的想象中，澳门对于这里的几乎每一个人来说，它的意义仅仅就是“寄寓”。“我”来到此地原不过是为了疗养身体。M港对于老三同样是一个“寄寓之地”。老三是被大姐、二姐当做“礼物”，赠送给一个姓陆的华侨流落到了澳门，而姓陆的华侨很快就死去，她在这里立刻成了无家之人，每天仅靠打牌度日，消磨时光。同样，小说将南欧的人称为“流人”，同样称他们是“寄寓在此地”。

　　总之，没有人将M港看作是安身立命的“我城”。这里的人神态安定，“带有些舒服的态度”就容易理解了，因为每个人在这里得过且过，醉生梦死，寻求短暂的安稳舒服而已。无论是南欧人，还是中国人，没人认真对待这个城市，将其当做自己的家园。M港不过是人生旅程上的一个适合观光、旅游和养身的闲暇之地。既然人人都是这个城市的“过客”，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因而也都是短暂的，稍纵即逝的。“我”和老三在此相遇。我虽然因为这里的风景优美，产生了在此“住下去”的念头，但这也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并不是内心的真正想法。我和老三也没有真正走到一起，成家立业。相反，经过几次约会后，反而让彼此都认清了现实，两人再次分手，我也当天就坐船离开了M港。

　　颇有意味的是，这篇小说多次提到酒店和旅馆。酒店和旅馆是与家、住所相对的城市空间，通常是为那些短暂居住的游客所用，所谓“客舍似家家似寄”。通过我和老三在M港街头偶遇，并在旅馆幽会可以看出，这个城市的许多故事都是在街道、酒店和旅馆里完成，而不是在家中发生，正说明这个城市其实是一个不属于任何人的“寄寓之所”——一个大旅馆而已。

　　于是，“寄寓”之所，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对于澳门的最初的想象。

　　这样的描写和想象，符合澳门文化的某种本质特性。

　　澳门的地理文化，也就是小说中所写的“三面滨海的通衢里”，非常适合人们作寄寓之地的联想和想象。这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狭窄空间。巨大的开放性与狭小的空间之间构成的不等称关系，使得这个空间在人们的心理感觉上更像一个文化走廊，一个不会也无力排斥任何文化的敞开的走廊。这样的走廊势必让所有在这个空间生活的人们都有一种暂时的寄寓之感。事实也正是如此，澳门自葡萄牙人进入并占领之后，就成了东西方文化彼此窥望，彼此辨识，彼此对流，进而彼此交流的走廊。无论从宗教还是从民俗方面看，这种开放的文化走廊的地域特征都相当明显。郁达夫通过小说深切地表现出M港的“寄寓”特性，可见其对澳门地理特性和澳门文化内涵的把握之精准。

　　澳门的文化情调，在郁达夫看来，具有“一种衰颓的美感”。这种“衰颓的美感”来自于澳门独具风采的异国情调，来自于与古老的教堂、破败的文明遗迹、灰暗的城市基色、缓慢的生活节奏交织在一起的综合感受。这也的确体现了澳门的深邃蕴味。在小说中，郁达夫通过人物慨叹这是一种使人可以安居下去的氛围，使人觉得完全可以沉溺在其中，以便体验“于不知不觉的中间消沉下去的美感”。然而，越是具有这样的美感，人们越是不愿意就此沉溺。那时候的郁达夫虽然内心有些灰冷，但他毕竟还年轻，还没有到就此消沉下去安享晚年的境地。对于每一个有希望走向未来的人来说，充满“衰颓的美感”的地方恰恰是不适合长期居住下去的地方。于是，意识到这个地方的“衰颓”，就意味着开始了又一次逃离的选择。果然，小说中的李白时逃离了澳门。

　　当然，澳门有它自己的生机和活力，有它自己的前途和魅力，不完全是“衰颓的美感”。这样的美感同样来自小说家对于澳门的情感体验，更重要的是来自于对澳门的文化想象。在这样的想象中，澳门永远不可能是一个称为故乡、家园的地方，而只可能是寄寓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