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到漫画(2)

　　例如民间故事《魔瓶》，当形容小渔夫阿里意外释放瓶中魔怪后的恐惧，其叙述性文字相当讲究：“此时，狂风呼呼刮，滚滚巨浪惊天，魔王的怒吼声震耳欲聋，小渔夫的内心万分恐惧，难以平复……”又比方，当阿里收伏魔怪，准备把瓶子埋在地下时，气泡框里的文字是：“你就长埋于地底吧！”“于”字倾向书面用语，漫画版并未改之以口语化的“在”。故事结构方面：阿里一开始就因天气不好，打算早点回家陪妈妈吃饭；在结尾处，阿里想起妈妈在家里等他回去吃饭，便赶紧收拾心情回家去。首尾呼应，体现文学故事的完整结构。末处的歌谣尤其彰显文学漫画的文学性：“浪头高高冲上天，小船轻轻到海边，好心人呀干好事，恶魔心中一把剑！”“天”、“边”、“剑”押韵，使用叠词“高高”、“轻轻”，皆发挥了韵文儿歌的音乐性和朗读性特色。这样的韵文处理同样出现在另一篇马来民间故事《石船山》的结尾处：“世上妈妈情最深，天下登刚心最狠！石船山藏着爱和憎，谁敢不报慈母恩？”母亲的“情最深”强烈对比逆子的“心最狠”，修辞手法亦可产生一定的文学效果。

　　当然，既然以漫画的形式表现文学故事，那属于漫画的特质如表述夸张、运用拟声词等，自然也会影响故事的改编，并产生鲜明的画面和动感。这是仅仅以文字作静态表现来制造联想的文学形式所无法做到的。这些功能在动物寓言漫画方面的发挥尤为显著。动物寓言是多种寓言中最容易被儿童接受的一种。主要原因在于儿童拥有喜爱小动物的普遍特质，故通过动物形象传达信讯时，逗趣的动作所产生的形象感，很快地就引起小读者强烈的共鸣。对绘者而言，动物形象的特质也更易于掌握和体现。可能正因为如此，《年红儿童文学漫画集》里的寓言选绘占全书最多篇。

　　年红自50年代末便开始写寓言，迄今出版的寓言集有《黄瓜公主》、《狮子和老虎》、《田鼠搬家》、《秃佬的故事》、《礼物》、《会唱歌的乌鸦》、《狐狸的舞步》等等，是马华文坛罕见的寓言写作人。尽管年红强调其寓言故事并非专为儿童而写，但在《年红儿童文学选》里，他还是选录了52篇老少皆宜的寓言。相较起《年红儿童文学选》里的纯文字叙述和几幅简单的插图，文学漫画集里的寓言漫画自然更添趣味。例如《送礼》中描绘马屁精狐狸召开动物大会，商讨该送什么礼物给虎大王。当建议取刺猬身上的利箭和孔雀美丽的翎毛作礼物时，漫画版以刺猬和孔雀受痛流泪的画面展现，使小读者更能直接感受到被欺负的痛苦；当聪明的鼠鹿建议送狐狸皮衣给虎王来教训狐狸时，漫画版便出现狐狸夹着尾巴逃跑的滑稽模样，更添喜剧感。又如《帽子》一篇，讲述顽皮猴误以为老绅士受人尊敬的原因是头上戴了顶帽子，于是趁他不注意时偷走帽子。漫画版以连续动作展示猴子如何声东击西偷帽，又以气泡框“呀！凉凉的”，强化老绅士惊觉帽子被偷头皮凉凉的神情，再加一幅制造紧张气氛的画面：一厢是老绅士边骂猴子边握拳跺脚的气急败坏样，另一厢是猴子边吐舌做鬼脸边嚷“咿！啦啦啦”的淘气模样。这些拟声词和夸张化的表情动作，都有助展延故事情节的戏剧感，使小读者直接融入故事情境中。

　　尽管寓言的选绘篇数占全书最多，而且漫画形式更能增添阅读趣味，但有些哲理性强的寓言意涵能否与原著密切结合，甚至成功履行展延故事性和深化主题的功能，则是另一层次的诠释功力了。如《自由》里描写习惯被圈养的猴子后悔因追求自由而逃离主人家，最后为了不费力气就能吃饱而选择回到主人身边。老鹰看了很感慨，原著写道：“爱吃懒做的人，是不懂得自由的可贵的！”而漫画版却删改成：“真是只好吃懒做的猴子！”比起原著完整且有层次的哲理意蕴——以自食其力的方式获取有尊严的自由，漫画版的诠释流于表面。

　　除了民间故事和寓言外，《小红猫》文学漫画集里还选绘了一篇年红的儿童广播剧本——《女班长》。年红自60年代开始便为新、马两地的中文广播电台撰写儿童广播剧，迄今共有剧本百多部，皆供15至20分钟广播用。每个剧本约2，500字，内容多属生活故事。相较起民间故事和寓言，儿童广播剧本的表现特质倾向演播，语言、音乐和音响效果是三大创作要素。将以大量人物对白为主要构成条件的剧本转换成漫画形式，正好契合了漫画的口语化和戏剧化特质。对照原作和漫画版《女班长》，可以发现后者的语言文字几乎是原文搬写，只是当涉及动作表情如吃惊、忧伤时，漫画版就以夸张逗趣的视觉图像来表达。当然，原作中用于演播的过场音乐和主题曲是省略掉的。

　　反观原为小说的《小红猫》、《飞人》和《斗风筝》，则在语言文字上有较大幅度的删改调整，以配合漫画的表现模式。比方《斗风筝》里写到牛牛“睨视”龙龙，首先漫话版将牛牛改名为小胖以贴近图片中的人物造型，而原著中特别为之作注的生词“睨视”，在漫画里就只能以夸张的表情取代。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以小说为脚本的文学漫画，在代表叙述性文字的方框内，显然保留了图像无法尽言的部分，成功提升了文字美感、文学意境。如小胖欺负龙龙，惹朋友们讨厌，图中便置入方框旁白：“广阔的草地上，只有小胖孤单地伴着在蓝天上飞舞的大蜻蜒。”，当描写龙龙的新风筝时：“大蜈蚣拖着一条长尾巴，轻飘飘地随着东北季候风升上了蓝天。”文字所能产生的想象空间，似乎比漫画中的图像来得更具开放性。

　　到底儿童文学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改编成儿童文学漫画，而且是成功适量地保存儿童文学的艺术特色？在改编过程中，又如何于文学与漫画之间取得平衡，使各自的特性得到最大发挥？从《年红儿童文学漫画集》的实践结果看来，年红似乎对小说特有的艺术性有所坚持，当然这也可能与前文所提及的一个普遍问题有关，即绘者的文学素养，因此在全书16篇漫画编绘中只选取了3篇小说，而寓言占最多，共7篇；民间故事3篇；童话则2篇。不论初次尝试文学漫画改编的结果如何，对一位笔耕超过半个世纪的七旬老作家而言，从文学到漫画的这一路上，无疑见证了其不断求新求变的坚韧毅力和可贵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