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化中游走(2)

　　吴文君就在这种环境中接受了八年的汉语教育。学堂因老师离去解散后，她又自学了两年汉语，于1969年秋，通过了泰国教育部学术厅的中文师资合格考试，终于实现了她多年的人生目标——成为了一名汉语老师。拿到了师资文凭后，她单枪匹马从泰南的偏远地区，跑到了繁荣闹市曼谷执教。从那时候起，她便一直东奔西走在泰国侨社所办的华校当老师。后来泰国政府为了提高民众教育素质，实行提高教师的文化水平政策，汉语老师也不例外。“在泰国成功创业的华侨，都十分欣喜、兴奋，大家策划、出钱、出力，通过各个侨社机构与中国国务院侨办屡屡开办汉语老师培训班，一方面响应泰国政府的教育方针，另一方面则为振兴华教、发扬祖国文化而努力。从而表现出海外华侨崇高的爱国精神。”之后，她又在侨慈善机构的努力下，接受了大学教育，成为拥有师范大学学历的汉语教师，后来又获硕士学位。她在文章最后有这样一段十分感人的文字：

　　当我穿上硕士袍接文凭时，我心中感慨万千，回想起小时候在菜园里的生活，我真的连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获得今天的硕士学位。接了文凭走出大礼堂，孩子的朋友，笑吟吟地举起大拇指对我说：“妈妈，您真棒！”我报以一个会心的微笑，表示默认也表示感谢。

　　我衷心感谢各个侨社机构给我机会，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汉语文化水平。

　　站紧岗位啊！吴文君。有人在叫我呢！

　　“女儿啊，你真棒！你没使爸爸失望，你终于把祖宗的文化烙在身上了，爸爸高兴，爸爸觉得骄傲！”在天之灵的爸爸在对我喊出了他心里的话。

　　吴文君在这篇文章写的虽然是她个人的经历，却有一定代表性。

　　在华校执教多年的菲律宾女作家李惠秀，在其《欢乐组曲》里说：“笔者从事华文教育工作近四十年，一向以负起‘传道、授业、解惑’的神圣任务，和传承及弘扬中华文化竭尽绵力，为傲为荣……而每当在应酬交际的场合里，遇到了能将华语讲得字正腔圆的外国人或华裔青年，真是又感动又高兴……”她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的坚毅精神同样令人叹服。

　　印度尼西亚华人在32年的排华灾难中，蒙受了巨大屈辱和伤害。专制军政府将汉字和汉语书与黄色书籍、毒品、枪支弹药同等对待、列入被禁、违者同罪之类。但同泰国一样，当年仍有不少华人冒死偷偷教汉语、学汉语、读汉语书，顽强地捍卫中华文化。正因如此，虽然经历了漫长的残酷镇压，汉字和中华文化在印度尼西亚没有被消灭。民主新政权废除排华法令后，中华文化和华文文学很快蓬勃发展起来。

　　印度尼西亚华文女作家晓星的《不眠之夜话恩师》中深情描述了当年高中一年级老师如何让学生默写《卖炭翁》、《木兰辞》、《石壕吏》，另一位老师在解释《晏子使楚》一文时，“每念到‘楚人以晏子短，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时，就比着手势晏子只有这么高。陈老师个子不高，却又嫌晏子长得矮，引得我们全班大笑”。

　　中华文化在东南亚华文女作家作品中几乎无处不在。陈若莉的《品味饮食文化》里，详尽介绍了与茶有关的中国神话传说，称“唐代陆羽《茶经》谓：‘茶之为饮，发乎神农，闻于鲁周公。’可见茶之源远流长，与中华文化息息相关，茶本药用，亦显示先民以农立国，与大自然抗争的艰辛”。她在该文中还专家似详论了茶具、茶香和茶名。谈到茶名，她写道：“最爱浏览茶罐外，标上的茶名。好的茶名，不但有画龙点睛之妙，且有置身于绮丽风光的太湖，奇峰突兀之武夷，烟波浩瀚之洞庭，重峦迭雾的云贵高原……令人遐思飞扬，驰骋在辽阔的想象草原上。”

　　已经在中国海峡两岸出版过十五种短、中、长篇小说与散文集的马来西亚青年女作家柏一，数十次涉足中华神州大地，留学浙江宁波大学，并参加中央台举办的留学生汉语大赛。她的《宁大东夏情》一文即记述了她对宁波大学的款款深情。

　　东南亚华文女作家的作品中，还有不少篇章呈现出在传承与融合之间徘徊挣扎。她们既希望自己后代融入所在社会，又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忘“本”，将中华文化持久传承下去。

　　菲律宾女作家林素玲在《糖在茶水里溶化了》一文中深切表现了这种矛盾：

　　已不能完全要求泡出原汁原味的茶，只希望还能保留些许来自祖辈家乡的味道。或许，要孩子们泡什么样的荼已是其次，重要的是趁孩子们还在自己身边时，多陪陪他们，让他们自己感受那所谓的文化传承。

　　另一个不能够没有的“亲子活动”就是“吃”，笔者可以说是在庆祝中国节日里“吃”大的。至今，从第一个月圆的元宵到最后一轮明月的“尾牙”，都不曾被遗忘。有次中秋，我们一家四人围着一只小碗，玩“博饼”（掷骰子）游戏。围在一起的感觉真好。骰子撞碰瓷碗的悦耳叮当声，使记忆回到小时候。父母亲逢中秋夜就与我们姐妹一起玩“博饼”游戏，当时也只有四人；然而那叮当声足以让我们感受到父辈离乡背井后，那种“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情怀。

　　父母亲都是厦门人，对于“博饼”、民族英雄郑成功屯兵厦门的故事感觉特别亲切。据知，一群满怀反清复明的豪气将士，因留守他地，每逢中秋月圆时都会思念家乡的亲人。因此，郑成功的部下洪旭就发明了“博饼”游戏，让士兵赏月博饼，排解思乡之苦。即使厦门月饼已被广东式的月饼代替，“博饼”已被改进，父母辈思乡思亲之情却不曾淡化。

　　因此每年的中秋，我们坚持与孩子们玩“博饼”游戏，掷骰子的叮叮当当清脆响声、孩子们的欢笑声，只为了那美丽的传说和传承。窗外是否看得见月亮？月亮是否真的最圆？这些都已不是很重要。一样的圆月。不同年代的中秋月，但愿下一代能把那叮叮当当声传承下去，让“故国的明月”永远在他们心中升起，不忘“共此时”的珍缘。

　　从《功夫熊猫》动画片到中国文化，以本土的角度看新生代的华文教育，无形中分享了一些想法和感受。可能是受父母辈的中华文化熏陶较浓，以及环境的助缘，现代孩子们对中华文化可能有着很深的情感；然而，说不定再过几代，那种温度和热情自然而然地会随之冷却、淡化、消失……

　　这位女作家的所作所为和担忧，很有代表性。正因为有这种“说不定再过几代，那种温度和热情自然而然地会随之冷却、淡化、消失”的忧虑，东南亚女作家们正同华文男作家们一道，为中华文化永不消逝的传播而共同努力奋斗着。

　　她们自己辛勤笔耕不辍，更通过华文文学社团、征文评奖、华文文学讲座，经常到中国做文化交流等等多种形式，不断在各自所在国不倦地弘扬中华文化，并着力培养青年华文写作队伍。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相信，中华文化将会永远流淌在东南亚，传播遍世界。